主論壇 | 文學與翻譯：在另一種語言中

8月12日下午14：00，2014年上海國際文學周主論壇開幕，此次最受矚目的嘉賓當屬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奈保爾，第一項議程是奈保爾的主旨演講。當奈保爾宣布沒有演講，他更歡迎對談之后，微信君覺得主持人顯得準備不足，首先拋出的問題是關于上海的印象及是否讀過中國文學作品，不多的幾個問題大多由奈保爾夫人代為解答。強調重視語言、并期待跟他的中國翻譯者探討翻譯過程遇到的問題的奈保爾，離去時顯然有著未能發揮的遺憾。之后論壇分小說專場和詩歌專場，中外作家和翻譯家展開了對話。以下是會議全程記錄，上海作協和國際文學周提供。

聲音 | 文學與翻譯：在另一種語言中 (V.S奈保爾與中外作家翻譯家在上海國際文學周主論壇的發言)

主持人（袁筱一）：自2011年以來，每年的此時我們都以文學的名義在這里相聚，今年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題是“文學與翻譯：在另一種語言中”。如果說文學注定是兩種甚至多種語言之間的友誼，那么我們怎么看待在兩種或者多種語言之間的文學呢，今天下午我們將聽到來自各種語言的作家和翻譯家談論他們的寫作、翻譯和被翻譯，相信我們會在一起度過美好、輕松但是卻富有意義的一個下午。下面我們首先將聽到的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蘇.奈保爾先生為我們帶來的主旨演講。

維.蘇.奈保爾：非常感謝，非常感謝你們大家的歡迎，我非常感動。我希望大家能向我提問，這樣能夠幫助我理解聽眾對于有關翻譯有些什么樣的興趣，我也可以就大家提的問題進行回答。

主持人（袁筱一）：當然這次國際文學周的主題是文學與翻譯，我想先請問一下奈保爾先生，因為奈保爾有30多部作品，在世界擁有不同的讀者，我想知道他對文學翻譯本身的看法，對于文學翻譯在他作品傳播當中所起的作用是怎么想的呢？

維.蘇.奈保爾：翻譯是最最重要的，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只有通過翻譯才能知道其他語言的作家在想什么、在寫什么。大家都知道因為在翻譯過程當中有各種各樣的障礙，因為有時候有些東西可能理解錯誤，當然我們在今天下午的會議當中也會談到這個問題。

主持人（袁筱一）：既然我們是一個文學的聚會，我們可以換一個輕松的話題，奈保爾自己也到過很多的地方，今年可能是他第一次來到中國，當然也是第一次來到上海。作為一個作家，當然也是這個世界的觀察者，我想知道他在上海是不是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對上海的印象是怎樣的？

維.蘇.奈保爾：我剛來，所以我還說不出來太多，因為上海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我想可能要待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才能精確描述到底是什么樣的情況，到目前為止看到的都太表面化了。

主持人（袁筱一）：可能到上海只是一個初步的印象，不知道在此之前和中國的文學有沒有過其他方式的一種接觸？

維.蘇.奈保爾：沒有，真是沒有。

主持人（袁筱一）：比如說有沒有閱讀過中國的文學，中國的作家，或者說有沒有跟中國的作家有過交往？

維.蘇.奈保爾：沒有，真是沒有。真不好意思，我好像真是挺無知，請大家寬恕。

納迪拉·奈保爾（奈保爾夫人）：他給中國的一位詩人頒過獎，我們是在威尼斯碰到的，所以他簡單的看過這位詩人的作品，因為他是評委。一位敘利亞詩人向奈保爾推薦了這位中國詩人，而且我的先生也相信這位敘利亞詩人推薦的詩人。

主持人（袁筱一）：我們也希望這個會議是一次契機，使維.蘇.奈保爾先生對中國有個全新的認識。非常感謝奈保爾先生，也非常感謝他的精彩回答，謝謝。

納迪拉·奈保爾：奈保爾對于翻譯非常感興趣，他很希望譯者能夠向他提出問題，看看在翻譯過程當中碰到一些什么困難。

主持人（袁筱一）：我下面開放兩個問題給現場的觀眾，當然希望這個問題是圍繞主題進行的，關于文學翻譯的問題，或者關于他的寫作，兩個問題。

讀者提問：奈保爾先生好，我非常愛讀您的作品，特別是早期的作品。你是否可以介紹一下您早期的作品，特別是您個人的經歷對您寫作的影響？比如您個人經歷對于寫作《米格爾街》的影響。謝謝。

讀者提問（補充）：您來自于英聯邦，來自于殖民文化的其他領域，這本身就有著非常深厚的歷史積淀。您覺得這種經歷跟您自身在其他地方所擁有經歷有什么異同？

維.蘇.奈保爾：我寫這本書是當時對他們說話很感興趣，我對語言很感興趣，跟我溝通的人用這種語言說話，我覺得從教育上來講非常有意思。

納迪拉·奈保爾：他很興奮，他寫的時候很興奮，他說這個時候就寫得很生動。而且我告訴您，這本書我也很感動，一位來自南方的紳士來跟他談，當時奈保爾先生在日本有一些爭議，我當時也特別不開心，當時有一些爭論，這位來自南方的紳士跟他說請您走開，他說不不不，我來是告訴奈保爾先生，我是南方人，我們非常喜歡這本書。所以對我們來說，這本書真的寫得很好。

提問：奈保爾先生，我想問的是，作為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您肯定也閱讀過非常多的作品，當您閱讀另一種語言作家的作品時，當您讀到非常優美的字句時，您怎么認識翻譯過的作家在您腦海里給您留下的印象，謝謝。

維.蘇.奈保爾：是啊，我也會經常想。因為我其實讀的不少的東西都是通過翻譯過來的文字去想象原文的內涵，原文的想法，原文的魅力，所以我覺得確實很要仰仗于譯者來把原文的魅力能夠轉達給我，給讀者。是啊，音樂也好，散文也好，可能都得通過譯者的勞動才能傳達過來。

納迪拉·奈保爾：剛才大家都聽到，奈保爾的聲音有一種節奏，有一種韻律，包括歌詞這些都要有一點韻律，他在看翻譯作品的時，很注重韻律，對譯者要求很高。如果譯者掌握了他的節奏，那他就特別欣賞，特別開心，特別尊重譯者，因為他會說這些譯者就是他的聲音，是他的聲音通過譯者傳達到了讀者，所以譯者對于好的作家來說特別特別重要。

主持人（袁筱一）：非常感謝最后的強調，我相信翻譯在整個文學傳播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們如何傳遞其他語言文學作品的節奏、韻律，對每一個譯者都非常重要。我們知道大家可能還有很多的問題，但是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們也非常感謝奈保爾和奈保爾夫人為大家所回答的問題，再次鼓掌謝謝他們的精彩回答。

維.蘇.奈保爾：當然我還可以談的更多，你們要提問題給我，不好意思，大家如果還沒有滿足，還沒有真正為我說的話滿足的話，我先道歉，在時間允許范圍之內我一定盡可能回答大家的問題。

（奈保爾退場）

主持人（袁筱一）：雖然我們第一個環節和原先我們的主旨演講之間稍稍有一點小的差距，我想我們換了更為輕松更為直接的方式。下面我們進入第一場論壇，將圍繞寫作、翻譯和語言來進行。第一個問題先有請匈牙利的作家艾斯特哈茲·彼得先生來作答。因為我看過一些您的作品，其中有一部作品是一個女人在一個偶然的狀況寫成的，但是我發現被翻譯的最多，可能在世界的讀者當中受到最多歡迎的一部作品，但是作家本人不一定是這樣想的。可能您更希望讀者閱讀的是另外一部作品，您希望不同文化背景下閱讀您作品的最根本的東西是什么？

艾斯特哈茲·彼得：我現在說德語，其實并不是對的，因為我其實是匈牙利作家。很抱歉，因為我本人并不懂任何中文，英文也不懂，我的英語不好，所以我能夠回答剛才其實我沒有聽懂的一個問題，在世界各種語言里面，書籍在別的語言里面獲得了不同面目，人們希望這個面目和其他語言當中的面目能夠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我能選擇的話，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果一本書，他翻譯書的面目和他原來語言的面目完全一樣，很高的相似性，而且它展示一定的不同性，其實翻譯的作品跟原文之間的差異性就顯示它并不是真正的原文作品，而是它展示不同的側面。其實不忠實原文我覺得有的時候是可以接受的，我想不起來剛才那個問題到底是什么，但是這就是我的回答。

主持人（袁筱一）：艾斯特哈茲·彼得先生說他想不起來剛才的問題是什么，而其實這個問題您已經回答了，我們的翻譯家可能對這個有不同的看法，他說作品只翻譯不同的側面是可以接受的，當然我們希望譯作是忠誠的，但是忠誠是多么難以做到，這個我們翻譯家深有體會。我們先請帕斯卡爾·德爾佩什女士，她是一位語言家，翻譯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語言，其實可能它最終的目的不是為了作品本身，我想可能帕斯卡爾·德爾佩什女士對此有話要說。

帕斯卡爾·德爾佩什：是的，首先我要接著剛才艾斯特哈茲·彼得先生的話往下說，作家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翻譯的東西，但是作家肯定是需要翻譯的。有的人會說翻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這里想要引用一句話，去做翻譯，有的時候翻譯出來的東西會有點不一樣，但是語言本身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文化背景、文化多樣性是很重要的。給大家舉個例子，我翻譯了一個非常罕見少用的語言，就是前南斯拉夫的語言，把它翻譯成法語的話，法語國家的人對這兩個前南斯拉夫國家了解非常少，所以這個問題明顯，我們在做翻譯的過程當中要知道兩個地方的文化，這是毋庸置疑。更為重要的是，譯者本人的寫作能力也要很強，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我個人而言，我很榮幸可以翻譯非常卓越、非常高層次作家的作品，而我自己在寫作的過程當中我認為這個困難很多。所以對我來說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重新創作一本書，這本書可能它的法語讀者不大熟悉，所以你有材料選擇的問題，當原作者在寫的是平常的生活，比如說喝的酒就不一樣，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可能就會有問題，比如說塞爾維亞喝的酒和德國、法國喝的酒就不一樣。所以語言本身當然非常重要，因為翻譯的對象就是語言，但是譯者也是他翻譯這本書的作者，當然他不是創作者，作家是創作者。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傳達原作者一模一樣的意思，比如說文藝復興的文化，從可以看到《圣經》等等，這里面一路傳達下來可能也有許多的錯誤，也有許多的缺陷，所以這是過程當中一定需要翻譯的，雖然翻譯不可能十全十美。

主持人（袁筱一）：講到文化差異，文學翻譯究竟在語言和文學的，尤其是母語的語言和文學的進程當中起怎樣的一個作用。我們請馬老師回答一下，因為馬老師是法國文學翻譯家，他翻譯過很多的法國文學作品。

馬振騁：文學作品跟音樂、跟圖畫不一樣，音樂跟圖畫都是國際語言。我們知道圖畫跟音樂都有這樣的好處，它們是國際語言。但是文學作品恰恰相反，它是一種民族語言，非常民族化，一般都說作者用母語來寫，才能表達出，它要成為國際語言被國外的人了解的話一定要通過翻譯。剛才也講了，翻譯有兩個很重要的階段，一個是把《圣經》翻成現在人看的語言，還有一個是文藝復興，把古希臘和羅馬翻譯過來。說到它（翻譯）的重要怎么樣都不為過，并不是我做了翻譯，說這個工作非常重要。這個要有幾代人，世世代代這樣下去才能完成。所以不管怎么樣，翻譯有多么難，我們要在翻譯這條路上走下去。

文學翻譯，下面再有另一種語言來說，言外之意說的是一樁事情，從這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翻譯第一要忠實，要有“信”，你翻譯的東西，有的人沒有這個“信”、沒有忠實的話你談不上。所以我們介紹外國文學的時候一定要放下心態，不是表現翻譯者自己，而是表現作者本身。從最初清朝末年翻譯的東西沒法看，但是至少通過他們的作品介紹，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后來的翻譯家。

現在有的人跟我說，現在好還是過去好，我說這個不要去比，就拿文本來說，以前的文本跟過去的文本是現在好。還有語言方面也是，中國白話文和剛起來的時候不是很成熟，慢慢發展到現在是很成熟的，不斷優化，一個語言的成熟與美往往靠一代又一代的人來做。我覺得翻譯第一是忠實原文，沒有忠實原文的話，你寫的東西光有語言沒有用，語言要寄托他講的東西要忠實才行。我們有的時候在講話的時候開玩笑，有的人說這個太忠實了不好，還有的人說至少文采很好。我的意思是文采很好是對的，就像一個人一樣，30歲的死人和40歲的活人哪個更年輕。我們翻譯忠實補救的好還有機會，我們翻譯不忠實就沒有補救的機會。所以我們責任很大，當然我講的話不一定對，但是從翻譯來說，反正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主持人（袁筱一）：我們的作家一方面他是一個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的閱讀者，當然同時他的作品也會被翻譯到別的文學當中，所以說有兩個問題我都希望作家能夠回答，剛才這位匈牙利作家回答了一個問題。我首先想了解下，在葉兆言先生寫作的過程當中，您的寫作有沒有受到過文學翻譯作品的影響，您喜歡的文學翻譯作品有哪些？我想這個影響有的時候不是一個直接的影響，我很想知道您喜歡哪些文學翻譯的作品，您寫作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影響，如果您愿意回答的話。

葉兆言：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我想中國的幾代作家，從我祖父或者祖父的祖父開始都受到外國的影響，好像這個是有傳統的。魯迅就承認他所有的小說，每一篇小說都有外國的影響。我的父親是一個不成功的寫作者，但是他熱愛外國文學，外國文學對于我們來說，翻譯過來的，都歸為一個類，放在一個書架上。我父親很喜歡藏書，他是南京的一個藏書狀元，在我家里面十有八九是翻譯作品，外國作品對我影響無所不在，我從15、16歲開始起就不斷的讀外國文學，我讀外國文學占閱讀的90%。說到翻譯的話，我覺得要特別感謝，因為我的文學養料都是它們給我提供的。

主持人（袁筱一）：戴從容老師翻譯了一本喬伊斯的天書《芬尼根的守靈夜》，可能我們今天不談這本書的翻譯。中國一百多年的翻譯史，作為一個翻譯家您認為整個翻譯在一種語言或者說一種文明的進程當中，在這個進程當中它所扮演的作用，您是怎么看的？

戴從容：因為我比較年輕，所以我進入翻譯界的時間比較少，開始進入翻譯領域真的是戰戰兢兢的態度，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所以覺得翻譯者的個性最好消失。在翻譯的過程中間，我不斷在到底應該尊重中國讀者的希望和要求還是尊重原作間掙扎。就在不斷的掙扎過程中間，其實你沒有辦法做到兩者完全忠實于原著或者忠實于接受的讀者。

我發現翻譯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不是簡單的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工作。我漸漸發現翻譯對我們中國文學或者中國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過我們一般性的理解。翻譯對一個文化的影響絕對不弱于比如說小說的影響，而且它跟小說的影響一樣需要漫長的時間才能體現。如果我們看看幾百年前那些翻譯使得我們的文化今天變成什么文化就可以知道了。打個比方我們中國第一次翻譯是佛經的翻譯，要是沒有佛經的翻譯不會有文學中間王維的禪詩等等，這是最最淺層的影響，我們中國古代講究駢體文，但是當翻譯佛經的時候，他們發現沒有辦法用駢體文翻譯，所以當時他們采用的方式是大量的采用字數相同的那些字，尤其是四字句，這樣翻譯的結果，最后我們的語言從單音節轉向多音節。而且曾經有學者統計過，我們四字成語有90%是佛經的起源，比如說隨機應變的機，這些都是佛教進入中間需要的詞匯，這些詞匯改變了我們漢語的語言。

在這之前，我們的那些戲曲、小說都還不是很發達，后來隨著佛經要把它以更普通的形式講給普通的民眾，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戲曲、小說發展起來。再比如說近代《圣經》的翻譯，一開始翻譯者也想要去尋找我們中國自己語言的表現方式，就是文言文。但是他們在翻譯過程中間其實用文言文翻《圣經》好多思想表達不出來，所以今天是和合本，而且在翻譯過程中間他們制造了大量的雙音節、多音節的詞，比如說我們熟悉的汽車，不光是《圣經》，當時一批傳教士他們在介紹《圣經》的同時，他們覺得中國人不僅喜歡宗教，而且你一定要把科學介紹給他們，所以他們介紹了很多。當時很多概念沒有辦法用原有的詞匯翻譯，所以他們造了很多派生詞，沒有這些的話，我們很多概念沒有辦法說出來。

還有在《圣經》的翻譯過程中間，他們會大量使用那些英語，因為我們中文語言的句法是意合式，我們可以自己猜測句子的原意，而英語是要說出來的。所以翻譯帶來了大量的連詞，這些連詞使得我們的思路可以更加的邏輯，更加的科學化，這對于我們今天能夠接受西方這樣的一種科學化的生活方式非常有幫助。

最后，比如說《圣經》翻譯過程中間一個很重要的影響，這些傳教士們開始帶來了小說這種文體，實際上小說這種文體在戊戌變法之前我們中國人對它不是很了解。當時梁啟超曾經說過，那些維新者認識到西方的文明跟小說文體出現（有關），所以后來小說文體出現，然后才有梁啟超的小說革命，后來白話文等等推薦的過程。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翻譯并不一定是思想影響我們，實際上翻譯的影響非常深刻，它是從語言到文體、到觀念，而這樣一種翻譯過程要想保持一定要尊重原文，法國學者福柯有一種翻譯觀，把一種翻譯置向另一種語言。我們今天的翻譯要是能夠忠實原文，把原文的語言引進過來，就像佛經一樣，在未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這個過程我們可能并不一定能夠看到，但是未來一定影響我們。

主持人（袁筱一）：謝謝戴老師，的確如果從宏觀的角度上，可能翻譯確實能夠小到詞匯，大到包括文學的樣式，甚至是文學的觀念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這個是毋庸置疑的。其實不知道大家剛才注意到沒有，我們幾位翻譯家在發言的時候都談到了他們對翻譯的立場，他們認為翻譯影響是什么樣的，或者翻譯應當起到什么樣的作用。馬老師講到了忠實，艾斯特哈茲·彼得講到了反映文化的差異。

 語言溝通現在越來越便利，有很多人在做文學翻譯這樣的事情。當作家們對自己的作品被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時候，我很想知道你們的態度是什么，因為剛才很多翻譯家都說了自己的態度。你們希望見到一個忠實的文本，盡管你們沒有辦法判斷這么多語言是否忠實，但是你們是希望忠實我們的文本，還是不忠的，還是希望是一個更美的文本，它能夠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也能夠得到很多的讀者，我很想知道你們的立場是什么，如果你有得選擇你們希望什么樣的文本？

葉兆言：首先我自己作為作家，我覺得翻出去是鬧著玩的事，我的心態是很輕松的，其實哪有那么多人看，小說翻出去給外國人看，其實更多的是我們說的一個詞是影響，其實沒有什么影響。

針對不同國別的讀者，舉個例子，我們中國人說太安靜的時候，一根針掉下來都聽得見，這是我們中國人描述安靜。我記得網上有過關于“安靜”的描述比較，英國人和法國人不一樣，一個貓走過去聽得見，還有一個狗走過去聽得見，每個國家形容安靜是不一樣。我們中國是一根針掉下去聽得見，其實你這樣形容外國人也聽得懂。你光寫一個貓，國人也得不到安靜的感覺。也許翻譯可以用加注的方式。

當然我也希望中國的小說翻譯到國外去，你寫的很認真，你翻譯過去肯定不一樣，我覺得對這個事既要認真，也要放開。

艾斯特哈茲·彼得：我覺得翻譯首先是一個問題，在翻譯的時候我們總是會丟失很多東西，但是其實在翻譯的時候我們也收獲了很多東西，我覺得一本書其實真正的存在就是當它被翻譯成世界上所有的語言，這樣子才存在。所以某種語言的一個作品，其本來面目其實是它在所謂語言中呈現出來的樣子，這就是它的面貌。但是因為我們不可能有人懂所有的語言，所以這本書的真正面貌沒有人知道。我必須要承認，其實我寫書的時候肯定想的不是中國讀者，對不起。我想也不是法國的讀者。

作為翻譯者來講，中文的翻譯者當然首先要想到的是中文的讀者，但是我本人覺得如果一個作品或者一個作家特別注重把自己寫成一個很容易翻的作品的話這是對自己的背叛，我鄙視這樣的作家。如果我本人寫的一些句子，我一看特別沒法翻譯我就覺得特別高興。當然，因為我的書也需要有人翻譯，當我跟翻譯者一見面的時候我的快樂就結束了。

問題就是這些沒法翻譯的句子也要翻譯過去，《芬尼根的守靈夜》并不是用英語寫的，而是一個用全世界的語言在寫東西。我讀了匈牙利的譯本，然后讀了德語的譯本，我看到整個結構和它的一個流程這樣一個問題，但是我作為一個讀者來講我很難找到一個進入這個文本的入口。其實我覺得我本人很喜歡喬伊斯的作品，而且我能夠讀懂。對于翻譯者來講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他總是面臨一些很難翻譯的東西。差不多就是這些，謝謝。

主持人（袁筱一）：非常感謝艾斯特哈茲·彼得先生，當他說一本書的真相存在于各種語言之中的時候，這讓我想到一位德國文學家本雅明本身對翻譯的一個觀點，他認為是真理的語言。剛才我們兩位作家在談到他們看法的時候，我也看到帕斯卡爾·德爾佩什女士有贊賞有搖頭。我想請問帕斯卡爾·德爾佩什女士，作為翻譯家，當她遇到葉兆言先生說的問題的時候她是怎么處理的？

帕斯卡爾·德爾佩什：如果寫作的時候你翻譯一點都不考慮翻譯的話，這個是不太好的。還有這些文本是需要翻譯的，但是有一點我不是非常同意，那就是那邊的一位先生他剛才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說在文化當中有差異，在文化和譯入語文化當中有差異，有的時候你要做一些注解，當然有一些學者采取這樣的做法，我個人認為沒有什么問題，但是我不是這么做的，因為在原文里面沒有注解，所以在法文里面我沒有做過注解。在我翻譯的第一部作品中曾做過注解，但是之后我從來沒有注解。這個里面會丟失一些信息，會收獲一些信息，如果譯入語的話，文章當中有一些層次就被丟失了，當然是不可避免，如果對我來說要加注解來進行解釋的話，我覺得并不是非常好的方法，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  

主持人（袁筱一）：當進入具體我們所說的翻譯方法也好，是怎么想的？

馬振騁：我的想法就像剛才說的，大概個人有個人的想法，我們剛才說到要忠實于原文，然后馬上說丟掉本來的美。不一定忠實原文就一定丟的本來的美，所以具體還要具體的考慮。我們從作家來說，通過翻譯丟失了一些東西，有沒有通過翻譯得到了一些東西，我想是有的。

比如我們說一千個人讀莎士比亞有一千個說法，莎士比亞在寫的時候有一千種解說嗎，是人家加在它的頭上。文學是這樣，不光是你的想法，人間后世的人得到的也很多。比如說我們有很多偏見，比如說一個美女很忠實，他說這個人好，假如說一個丑女她很忠實，他會說誰要她。所以有的作品，我們從譯者來說，我只能從我的觀點來看這個，這個取決于你的水平，有的作品本身很豐富，你可以看出很多東西，有的作品并不一定很豐富，因為作品不一樣，有的作品對人的教育意義很大，有的作品就是看看玩玩。我的態度第一是認真，忠實于原作。因為忠實于原作就是你百分之一百去做了，也不能百分之一百的翻譯，所以在翻譯過程當中總是會丟掉一點東西，也總是會得到一點東西。看原作跟看譯作是不一樣的。同樣一個人對同樣一個作品，跟叫他去翻，他看的肯定不一樣，因為有的形容詞很籠統，你現在看看這樣對的，后來是這樣對的。

中國人對于唐詩的解讀，十個人十個人不一樣，我們看作品的時候，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們是看譯本，譯本要翻譯家認真，不認真我們不談。認真以后，你即使想達到百分之一百完美不可能，翻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現在大家翻譯都很認真，這個時代我也可以說比以前翻的好。

主持人（袁筱一）：艾斯特哈茲·彼得先生好像有話要說。

艾斯特哈茲·彼得：我向馬先生提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一個比喻，就是美女和丑女的問題，但是如果這個原文本身就是一個丑陋的女人怎么辦？所以我覺得從理論上似乎有一定的問題。

馬振騁：本身是個丑女怎么辦？第一我覺得大作家一般來說他的作品總歸好，還有一個，丑女跟美女在舞臺就不一樣。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們看戲劇一樣，傳統戲劇，小丑很丑，丑就是美，他演的跟壞人一樣就是美。我們看到莎士比亞里面的女人很討厭，這就是丑，文學里面你要接受它。關鍵是具體的作品具體來對待。

艾斯特哈茲·彼得：您還是沒有完全回答到底好的作家和好的翻譯之間，到底是怎么樣一個關系。

馬振騁：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值得翻譯過來的，有的作家不好我們就不翻譯。

艾斯特哈茲·彼得：其實我們在好的作品里有時候也會有錯誤，或者類似不是特別好的地方，我們翻譯家是把錯誤改過來還是就這樣？因為這個錯誤本身也是屬于這個作家本人的。

馬振騁：你怎么知道犯了錯誤？

艾斯特哈茲·彼得：您贏了。

帕斯卡爾·德爾佩什：您剛才這個問題，其實對于譯者來說的話，我們可以有一個例子。有這么一個譯者，他的名聲，就是說風格的問題，對譯者來說，如果說你看他翻譯的譯本，在法國有時候他的譯本讓我睡不著覺，他可能在語法、句法好多方面都有他的風格。他說關燈，然后完全黑暗，摔倒了。有的時候說這個翻譯有錯誤，我改過來，有的人就算錯誤我也不改，他寫的本來就是這種風格，很隨便的，我還是那樣子，而且有的譯者確實害怕自己的名聲會被受到影響，你不能說譯者成了修改原文的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譯者有時候不動這些錯的東西。有時候譯者和作者大家這個時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戴從容：翻譯家把錯的翻成好的，在歷史上也有的。我覺得真的翻譯者對待原作忠實不忠實這個問題，要取決于：第一個是時代的問題，像清末民初時代，那個時候剛接觸外來文化的時候，林紓的翻譯采用的是更加符合我們文化的東西，今天對譯者提出來的要求其實是要求我們忠實的把西方作家的一些東西傳遞出來。還有它也要區分作品，像現代主義的作品，坦白說我在翻譯的過程中間，我想把它翻譯成很通順的中文，但是我翻譯過來你們肯定不會認為它是一部好作品，為什么會這樣？對于當代的作家而言不是他們說了什么，而是他們怎么說，你要在理解這些說辭中間你才能體會到這種快樂。現代主義的作品，語言表達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時候對于翻譯者來說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你不僅僅要告訴讀者他說了什么，而且要告訴他們是怎么說的，這個很重要。

主持人（袁筱一）：我相信這個話題再討論三個小時也結束不了，時間有限，我們第一場論壇到此結束，謝謝各位嘉賓。同時把時間交給第二場主持人黃運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