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評論家薛羽：

我對寫作和翻譯這個題目很感興趣，并分兩個部分考慮，一個作為閱讀翻譯，一個作為寫作翻譯。

因為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做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翻譯，我更多喜歡接觸的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翻譯。因為我的出身是做現(xiàn)代文學研究，對現(xiàn)代文學史上很多，比如魯迅、巴金這些作者的閱讀經驗很感興趣。這個意義上，像魯迅，如果在一般文學史上討論，他是到五四時期創(chuàng)作《狂人日記》的，從魯迅成為小說家開始確立，或者說是中國第一部現(xiàn)代意義上小說的確立之前，很長時間魯迅一直作為翻譯者存在著。他在翻譯時候，通過日本文本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當時他翻譯叫做《哀塵》，然后翻譯了凡爾納的《越界旅行》，還翻譯了一大批作品，其中還包括《科學怪人》這個小說，他有這樣一系列的翻譯經歷。

我其實很感興趣，曾經看到北京魯迅博物館有收藏三大本魯迅藏書目錄在里面，詳細收集了他的閱讀經驗。如果把魯迅的翻譯作為一個是可以考察魯迅作為的標準，從不同文化資源集聚、經驗觀察視角來考慮，我覺得在這里的翻譯是作為一個閱讀存在的。

還有比如最近看到有一個，日本有學者編了叫做江戶川亂步的《偵探小說藏書目錄》，而且編得很厚，里面講到他對歐美偵探小說家熟悉程度非常之廣，因為我們知道日文名筆名就是從愛龍坡音譯的，變成日文之后，可見他對這些作家的喜歡。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也想了解當代青年作家的狀況，他們所憑借的資源是什么。今天在討論寫作者和翻譯關系的時候，我很感興趣的是，為什么會對另外一種文化感興趣，因為翻譯肯定是發(fā)生兩種不同的文化，或者不了解兩個事物之間，為什么會對不同的文化感興趣，為什么對別的文化進行翻譯，翻譯什么在這里成為了一個問題。雖然我們會議討論介紹里面講了文學翻譯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更多的，比如對于法律翻譯、政治翻譯、歷史翻譯都可以涵蓋這個內容里面，就是有這么多可以借鑒的資源，現(xiàn)在寫作者可能是從海外借助文學傳統(tǒng)進行翻譯，也可能把古典的東西翻譯到自己的筆下。最近看到宣傳里面說安意如寫了一本關于黃仲則的書，黃仲則也是清代時候非常有名的作家，這個寫作也可以作為廣義上的翻譯來理解，就是處理古典和白話的關系，之前也有人提到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關系，也是涉及到翻譯和寫作的關系。

在日本現(xiàn)代文學當中，他們閱讀托爾斯泰文章，都是通過一個叫做米川正夫的俄文學研究者實現(xiàn)的。但是后面我看見東京大學有教授就開玩笑說，有些比如契訶夫的小說在日本文學當中最好出現(xiàn)的形式并不是用東京話來翻譯的，小森陽一就說，其實契訶夫有些小說用名古屋翻譯是最合適的，表現(xiàn)當中沒落貴族的心態(tài)用日本名古屋方言翻譯非常合適，在寫作當中怎么把翻譯引入進來作為自己的資源？之前因為有談到所謂的譯者忠實性的問題，很多人強調過，當然現(xiàn)在也需要有一個規(guī)范，但是我有時候很羨慕，比如晚清時候的翻譯，康有為曾經寫過一個對聯(lián)，一句話得罪了兩個人，就是"譯才并世數(shù)嚴林"，就是說林紓和嚴復的翻譯，但是兩個人都很不高興，因為林紓覺得他的翻譯重點不在于他的翻譯，因為他是不懂外文，別人講給他聽，他在翻譯當中覺得自己古文的功力在翻譯當中體現(xiàn)最強大；嚴復也不喜歡，不喜歡與林紓兩個人并立，我們知道嚴復翻譯《天演論》時候把自己對原著的理解放進來，就像日本中江兆民翻譯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時候，是把儒家的思想加到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里，所以大家稱他為東洋的盧梭。在這個當中，晚清時候魯迅翻譯，早期翻譯小說是可以通過改寫，比如斯巴達克斯這個角色，完全是進行故事的改寫，也可以通過比如說中式的翻譯，也有其他的作家完全是借這個題目重新寫，創(chuàng)作自己的小說，拿來作為一個題目，那個時候譯者放松的狀態(tài)很有意思?，F(xiàn)在作為外國文學的譯者來講，如果他們本身作為自己，就是翻譯和創(chuàng)作之間邊界很模糊的狀態(tài)，這可能會發(fā)生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最后講到胡桑，也講到黃昱寧對翻譯理解的問題，其實黃昱寧還有一句話有意思的話，就是原作最終的命運是要在譯作當中實現(xiàn)的。從這里講，他其實是顛倒了譯作對原作重要性的狀態(tài)，譯作恰恰是通過他所進入的，所要的譯作的語境煥發(fā)了新生，作為最大的翻譯工程和現(xiàn)代中國革命來講，完全可以看作法國革命或者美國革命在中國的翻譯。但是到了中國以后，它和比如像馬克思主義，農村包圍城市，中國實際結合起來以后，就會看到很多，像馬克思、列寧他們的一些革命的預設，被翻譯成中國革命的語言之后就激發(fā)出更多的想像力的空間，而且從而可能形成，同時變成像第三世界輸出的革命，同時變成新的普遍性的東西在這里生產出來，所謂的譯作和原作關系，可能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得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