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17:57 來源：新聞晨報 作者：孫立梅 點擊: 次
“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們溫暖的腳印里”——著名作家、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家（1998年）獲得者巴金這些發自肺腑的文字和精神，曾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和作家，被譽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誕辰110周年，昨日，著名學者、巴金研究專家李輝特地從北京趕來，以“一個人和一個時代：巴金對八十年代文化老人寫作的影響”為題，在思南文學之家開講。在李輝看來，巴金留給后人最大的財富，就是他的人格力量：真誠、奉獻、以及“自我否定”精神。
寫作《隨想錄》
“開時代之先”
李輝的講座是從關于巴金的“真話”開始的。李輝并不諱言，在特殊年代，巴金也曾經“人云亦云”過，也曾經寫過批判文章。“上世紀50年代，巴金寫文章批過胡風。1964年，他也批過老朋友柯靈的《不夜城》。我們今天再談巴金，不必否認他也有軟弱的、自我保護的方面。”與此同時，身為上海作協主席的巴金，是文革十年上海作家當中被批斗得最狠的一個，在當年連電視機都不普及的情況下，上海電視臺曾現場直播過批斗巴金的場面。而在巴金下干校勞動期間，患病的夫人蕭珊因得不到及時醫治去世。在李輝看來，正是這些痛苦的經歷，成為巴金后來進行懺悔和反思、寫作《隨想錄》的前提。
1978年底，劫后歸來的巴金開始寫作《隨想錄》，從而達到個人文學和思想的又一高峰。當時的中國文壇，以控訴為基調的“傷痕文學”、“暴露文學”正在盛行，但巴金從未在文章中抱怨、控訴過個人的遭遇，正相反，他一再提到自己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寫交代”的經歷，從道德角度進行自我解剖，并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他在《隨想錄》中坦言：“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
“講真話”的精神
影響了一大批作家
巴金對文革的反思以及“講真話”的精神，影響了一大批同樣經歷過文革的作家和他們的寫作。蕭乾和季羨林先后都做出“盡量講真話，絕不說假話”的表態。而楊絳《干校六記》、梅志《往事如煙》、季羨林《牛棚雜憶》、韋君宜《思痛錄》、蕭乾《不帶地圖的旅行》、廖沫沙《甕中雜俎》等一批文化老人的回憶錄，都為我們今天了解那個特殊年代提供了素材。
李輝舉例說，蕭乾是受巴金影響最深的一位，晚年蕭乾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對巴金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巴金曾說過，在自己的朋友當中，沈從文、曹禺、蕭乾三個人是最有才的，“才華超過我若干倍”。1980年，蕭乾在香港雜志上撰文，談及自己與另一位作家之間的恩怨，語言犀利，火藥味十足。巴金接連給蕭乾寫了兩封信，開誠布公地提出批評和勸阻，“要大量些，想得開些，那是很小的事。請你多想想”，“來日無多，要善于利用，不要為小事浪費時光，我們已經浪費得太多，太多了”。
蕭乾接納了老朋友的好意。1986年，蕭乾一組《文革雜憶》的文章交由李輝發表，他在李輝的信中明確表示這一次不寫自己的遭遇。1994年，蕭乾為巴金國際學術研討會題詞“巴金的偉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并在給李輝的信中寫道：“虛偽的謙遜沒價值，沒意思，也爭取不到誰。‘自我否定’ 得是由衷的。這需要道德上的勇氣。西方也不過出了一個盧梭。
理解和寬容
是認識那代人的基本態度
近年來，研究包括巴金在內的文化老人的作品很多，那一代人的“怕與痛”，被不同作者從不同角度提及，有些甚至提出非常尖銳的批評和批判。李輝特別指出，如果我們不能正確和充分認識巴金和他經歷的那個年代，我們就沒法認識巴金和《隨想錄》的重要與偉大。“我們要站在具體的時代背景之下，分析那一代人的生存環境和生活選擇。打個比方，我們現在開個會，你有沉默權，你可以不說話。但在那個時代是不行的，你必須表態。還有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他們未必擔心自己，但要考慮家庭、孩子，可能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協。像巴金，他跟柯靈是好朋友，他白天要念自己寫的批判柯靈的文章，晚上又到柯靈家去聊天，他心里不痛苦嗎？如果我們不了解那代人的痛苦，只是一味指責，從這種指責中獲得快感，那真是太容易了。”
在身為歷史學者的李輝看來，理解和寬容，是認識那代人的基本態度。“寬容，就是說我認識這個事情不好，我會提醒自己堅決不那么做，但對當年做那些事的人，我是能理解的。進一步說，巴金那代人，在做一些違心的事的時候，他們心里至少還是感到痛苦的。現在的有些人太功利、太世故了，連痛苦和反省都免了。相比之下，我覺得那代人更值得我們尊敬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