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4日09:58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燕舞 點擊: 次
燕 舞
2002年年底，三十二卷本《沈從文全集》終于出版，其中四百萬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發的且多為1949年后所寫——九卷書信中有八卷寫于1949年之后，這三百余萬字書信“從數量上講接近沈從文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總量”——由此，張新穎發愿為沈從文的后半生立傳。
近三十年來，坊間流行的數種沈從文傳記多側重傳主前半生，《沈從文的后半生》在傳主1949年之后迫于外在壓力而“改行”這個根本原因之下，試圖解釋清楚他為什么不去干別的行當而獨獨選擇了文物研究——張新穎認為湘西早歲生活及短暫從軍所積累的藝術興趣、審美素養以及《史記》《舊約》所形塑的深刻歷史感、“有情”觀念等共同促成了這一“改行”。
在《沈從文精讀》中，您說過“在到目前為止形成的關于沈從文的敘述‘模式’里，其實已經顯露出某種凝固化的傾向”，這種“凝固化的傾向”具體怎么講？《沈從文的后半生》中您又說：“沈從文的前半生，在已經出版的傳記中，有幾種的敘述相當詳實而精彩”，您也重點參考過凌宇的《沈從文傳》、吳立昌的《“人性的治療者”：沈從文傳》、金介甫的《鳳凰之子·沈從文傳》、李揚的《沈從文的最后四十年》，以及劉紅慶的《沈從文家事》等代表性著述，如果只允許向讀者推薦其中一本，您會選哪一本？
張新穎：我是個教書匠，不但要看期刊上發表的研究論文，每年還要看很多的本科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以沈從文為研究對象的數量不少，老實說，重復來重復去的東西也不少。因為你每年都看，所以這個感覺就特別強烈。我說的敘述沈從文“模式”的逐漸“凝固化傾向”，真的是有感而發。就是從前有的解釋方法、見解、觀念、理論，未必不對，未必沒有道理，但不斷重復下去，一味因襲，確實會讓人覺得有點不耐煩。具體我就不一一說了，說了又是重復一遍。沈從文是個豐富的作家，可以研究的東西多著呢。把一些現成的觀念和看法放在一邊，深入沈從文本人的作品里面去，會有非常豐富的感受，這就是我在課堂上努力要引導年輕讀者做的事。
你說的幾本著作，都使我受益很多。只推薦一本的話，我還真沒有辦法選擇；我列參考書目，不求全，不采用把有關著作全部列上去的方法，只列我自己這本書參考的著作，所以等于我已經選擇過了。我讀本科的時候就讀過凌宇先生1985年出版的《從邊城走向世界》，那是我最早讀過的幾種現代文學研究著作之一；凌宇先生的《沈從文傳》是影響最早、最大的傳記。吳立昌先生是復旦的教授，他開“沈從文專題研究”課，在全國的高校里面，八十年代就以一個學期給本科生講沈從文，這恐怕是極少見的吧。2008年我編過一本《一江柔情流不盡——復旦師生論沈從文》，可以看到在復旦從八十年代以來的一個教學和研究的小脈絡。
對晚年歲月的研究確實是海內外沈從文研究中相對荒蕪的領地，但早在2005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就出版過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揚的《沈從文的最后四十年》——那一年，正是您寫完《沈從文精讀》但《沈從文的后半生》因眼疾而“只寫了萬把字，就不能再繼續下去”的年份——而且，李著次年再版時也更名為《沈從文的后半生》。您的著作較之于李著主要有哪些不同？
張新穎：2006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看到《沈從文的最后四十年》，非常興奮，借出來很快讀完了。我當即給李揚兄寫了一封電郵求書，記得我還把在芝大圖書館看到的沈從文簽名本的情況——大多是簽在香港翻印的書上——告訴了他。他在我還沒有回上海的時候就把書寄到了復旦。我興奮是因為有同道，因為李揚兄這么迅速，就根據大量材料寫出了沈從文真實的后半生，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關注《沈從文全集》等提供的大量新材料。
因為我手頭有這本《沈從文的最后四十年》，所以沒有再去注意后來的再版，要不是你說，我還真不知這本書更名為《沈從文的后半生》了。如果早一點注意到，或許我應該再考慮一下我的書名，現在來不及了。
李揚兄的這本書，比我寫的這本要清晰、明確，他用了大量的材料，對材料有很好的消化，做了相當準確的分類、歸納、條理化，讀者閱讀起來流暢，能抓住重點。我的書讀起來有時候會感覺疙疙瘩瘩，一些一般讀者未必會感興趣的具體信息也不愿意舍棄，個人表達上也有意克制。
還記得您1985年最初閱讀沈從文作品時的版本和其他情形么？1992年又具體是怎么經由《湘行書簡》“和這個作家建立起了一種關系”？
張新穎：從1981年開始，國內出版沈從文的文學舊作，到我上大學的時候，已經出了很多種選本。規模最大的，是花城和香港三聯聯合出版的十二卷《沈從文文集》，1982年出了前五卷，1984年出齊。這套文集對重新認識和研究沈從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2002年全集出版之后，這套文集對研究者來說就不大好用了。八十年代出的沈從文的作品，字句上有不少改動。我在書里也提到過沈從文對《文集》改動而發的牢騷。我那時候是碰到什么版本就讀什么版本，沒有講究，也不明白。我整個大學時期斷斷續續讀，沒有特別的體會，換句話說，雖然讀了很多，但沒有讀進去。現在想，一個原因是那時候心智上的興奮點在先鋒文學；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更根本的，就是還沒有成熟到能讀進去的程度。
《湘行書簡》是后來才整理發表的，我1992年在《收獲》上讀到，真是震驚，豁然開朗的感覺，一下子見到了沈從文的天地。我后來反反復復講他1934年1月18日下午寫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徹悟“真的歷史是一條河”的文字，是因為從這里我感受到了沈從文對天地、對天地之間的普通人、對普通人所創造的歷史的感受。真是奇妙，這么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總是會給我一點啟發。不是一下子全給的，是過了一段時間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層。這段文字不但讓我理解了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也明白了沈從文后來為什么對雜文物那么用情。
如果說1997年的長篇論文《論沈從文：從1949年起》孕育了《沈從文的后半生》的“胚胎”，那您關于沈從文研究的一些最基礎性的發現和結論，其實都貫穿于新世紀以來的著述如《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沈從文精讀》《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等之中；《春酒園蔬集》的乙編題為“沈從文與20世紀中國”，應該與《沈從文精讀》在內容上有交叉。您在沈從文的閱讀上“常讀常新”是如何成為可能的？
張新穎：《春酒園蔬集》其實沒有新內容，那本書就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從以前的著作里選輯片段構成。我自己相對喜歡《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就是三篇論文，可能因為是近年寫的。
“常讀常新”有個基礎，就是這個作家得足夠豐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讓人讀出新東西來的；再一個，就是你不能受觀念、理論、見解的束縛，不管是別人的，還是自己的，這樣才能讀出東西來。還有就是，不能封閉起來讀、孤立起來讀。我曾經寫過這樣的話：“這么長的時間，我沒有一門心思只做沈從文研究，卻始終是一個日常的沈從文的讀者，一個每年有一個學期在課堂上講沈從文的教師，一個在沈從文的世界里低回流連、感觸生發的人。倘若以為這個世界是個邊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個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錯了；深入其中，才會發現這個世界敞開著各個朝向的窗子，隱現著通達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這樣的感受和體會陪伴度過平常的日子和長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個專門家更好的事情。”
您的著作幾乎是按照年份逐年寫來，其實如果有一個對應本傳記的傳主年表就更有助于閱讀？
張新穎：這本傳記如果附一個年表，或許對讀者來說更方便，編輯也向我說起過這個意思。但我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做，因為已經有很好的年表了：簡明的，沈虎雛先生編的《沈從文年表簡編》；詳細的，吳世勇先生編的《沈從文年譜》，都很好。我特別要說到這兩個年表，是想借此機會表達感謝：在我寫作過程中，這兩個年表給我幫助很大，省了我不少力。
余華在去年9月通宵讀完這部書稿后，在回復您的郵件中專門提到林斤瀾對沈從文的崇敬——在“人物怎么寫”的秘訣上，沈先生當年告誡他“要‘貼’著人物寫”。《沈從文的后半生》又是怎么“貼”著沈先生來寫的？
張新穎：“貼著人物寫”這話傳得很廣了，很多人是從汪曾祺那里讀到、聽到的。“貼”看起來是個寫作方法的問題、技術的問題，其實不是。為什么有些作家也想“貼”，但“貼”不住呢？沈從文對他所寫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他愛他們，所以才和他們沒有距離，沒有距離才是“貼”。如果對自己所寫的人物自以為是，就有距離了，就沒法“貼”了。
我寫《沈從文的后半生》，就是自始至終不讓自己自以為是，能不能完全做到還不敢說。就是我不能代替傳主去想、去說、去做；我也不把傳主所想、所說、所做，轉換成我自以為是的表達方式。你注意到了我幾乎是很笨拙地順著年月來寫的方式，那就是跟著一個生命實際發生的事情走；你也一定注意到了那么多的引文，其實去掉文中的那么多引號，把引文轉換成第三者的語言，不是很難，讀上去也會順很多。我覺得不必用自以為是的方式顯示傳記作者的存在，顯示“高明”，因為你一覺得自己“高明”，就“貼”不住了。
夏志清先生雖然較早且較高地評價了沈從文的文學成就，但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仍表示，“他（沈從文）開始寫作時，全憑自己摸索，對西方的小說傳統，可說全無認識。由1924年到1928年間，他為生活所迫，大量地生產小說，把自己豐富的想象力都濫用了”；在援引蘇雪林當年對沈從文的中肯批評（如“用字造句，雖然力求短峭簡練，描寫卻依然繁冗拖沓”、“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劍一般刺進讀者心靈”）后，夏先生在評述沈先生偏愛的苗族故事（《月下小景》《小白羊》《龍朱》）時還說，“他（沈從文）既常往來于湖南、貴州和四川之間，他對苗人生活習俗的認識，應該是沒問題的了。但這種認識是缺乏人類學研究根據的，不夠深入，因此沈從文往往把這些土著美化了。舉例來說，在描寫苗族青年戀人的歡樂與死亡時，沈從文就讓自己完全沉溺于一個理想的境界。結果是，寫出來的東西與現實幾乎毫無關系。我們即使從文字中也可看出他這種過于迷戀‘牧歌境界’與對事實不負責任的態度。”
張新穎：蘇雪林的批評是否中肯，恐怕還是個問題；對沈從文早期創作的“濫”、“高產”、脫離現實等等的指責，早在夏志清之前，1920年代末1930年代以來，一直就有。沈從文的早期創作確實不成熟，單獨地一篇一篇去看，也常常覺得不夠好；但是，如果從一個作家創作的歷程來看，這個早期的階段卻是不可缺少的。沈從文開始寫作的時候，不知道怎么寫，所以說是“摸索”是很對的，他大量地、多個方向去“摸索”，這樣試一試，那樣試一試，全力去試，慢慢得到一點經驗。后來常常有人向沈從文請教寫作的問題，他的回答很簡單，也很難做到，他總是說，先試個十年。他把自己早期的作品叫作“習作”，與我們通常對這個詞的理解有點差異，他的“習作”特別強調向各個方向、用各種方法去實驗、去摸索。甚至到1936年，他出選集，還起名為《從文小說習作選》，你去看看這個《習作選》的篇目，里面其實都是很棒的作品了，包括一些流傳到今天的經典。
不少本土文學批評家近些年來逐漸“改行”去關注“文化研究”，對文學文本本身的重視程度有所下降，您卻一直非常重視文本細讀，而且新書一大特色就是“追求盡可能直接引述他（沈從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話重新編排敘述”，這種研究和寫作方法上的“保守”是基于哪些原因？
張新穎：做“文化研究”的學人里面有我非常尊重的學者，我也關心這方面的研究，對我也不斷有啟發；只是我自己的興趣的中心還是文學。
文本細讀既“保守”，又不“保守”，還是要看具體怎么個細讀法。好的文本里面蘊藏了豐富的信息、巨大的能量，把這些信息和能量釋放出來，會和成見、觀念、方法、理論，形成真正的對話關系。有時候文本細讀就是解放的力量。
您在2011年悼念章培恒先生的文章中，說過“有個性、有自己想法的文學史教學是復旦的一個傳統”，這也是您重視文本細讀的一個重要原因？對新詩的偏愛和您本人的詩人氣質，也有助于這種文本細讀以及對傳主“在動蕩年代里他個人漫長的內心生活”的精準理解？
張新穎：復旦中文系這些年一直在本科生中開設“原典精讀”課程，比如讀《莊子》《史記》《說文解字》等，一部經典就是一門課。我上的《沈從文精讀》也是這個系列課程中的一門。我還開一門中國新詩的課，也是講一個一個的具體作品，不是指點江山，是沉潛文字。我喜歡詩，但本人可沒有詩人氣質。
既然《沈從文全集》中書信就有九卷——“每卷大概四十萬字，總共有一千五百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寫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間寫的有八卷，也就是說，他在這個時間段寫的書信至少在三百萬字以上，從數量上講接近他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總量”，那國內文學界在沈從文后半生的研究中“輕視”如此卷帙浩繁的書信，主要是因為“文學（體）觀念”上對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的過度崇拜么？
張新穎：我們的文學觀念早就有些板結了，一說文學就是小說、詩歌、散文，還有就是文學是“創作”，而且是有意識地“創作”。沈從文自己當初沒有當作文學來寫的那些書信要讓現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學，確實有點困難，不知道放到哪里，怎么放，怎么解釋。
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從文也是寫信較多的吧？沈先生1949年后的三百萬言書信，對您這部傳記的寫作有怎樣的幫助？
張新穎：沈從文不僅是同代作家中書信寫得多的，而且是寫得好的——如果我個人化一點，會說是寫得最好的。他本來就喜歡寫信，1949年以后的長期孤獨之中，寫信成了最重要的與人溝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獨，寫得越多。我讀這些書信的成果就是我寫的這本書，假如沒有這些書信，這本書是不可想象的。沒有這些書信或許也可以寫沈從文后半生的傳記，但寫出來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在因不堪政治壓力而自殺又自殺未遂之后，沈先生其實也曾嘗試著跟上當時的政治形勢，只不過《老同志》和另外的小說創作計劃失敗了？
張新穎：不是嘗試跟上政治形勢，而是嘗試在政治形勢許可的范圍內，是否還能保持自己的用筆特色。他選擇寫“老同志”這樣的一個人物，其實著眼點還是他以前文學的著眼點，但要跟新的形勢結合，他是失敗了，也只能失敗。
如果說，沈先生“改行”去研究文物有那么多時局壓力之外的必然性，那又怎么解釋他1970年曾試圖通過寫舊體詩完成“第三次新的試驗”呢？從根本上說，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主要還是因為外在壓力，即“沈從文不怕文學論爭，他怕的是文學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只是這種“文學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的言說迄今仍不合時宜？
張新穎：外在的壓力當然是“改行”的最大原因，這一點必須明確。在這個最大的原因之下，他“改行”，為什么不是去干別的行當，而是文物研究？我要講清楚這個選擇的來由。后來他又寫舊體詩，那是連他“改行”之后從事的事業也不能進行下去的時候，其實是絕境了，在絕境中還想干點事，別的都干不了，所以才寫舊體詩。這一改再改，其實是見出這個生命的強韌、這個生命的掙扎的。
如何評價沈從文的文物研究，我在這個專業領域之外，也很希望看到他們專業領域之內的更多更充分的討論。我是門外漢，只能做門外談，我寫過一篇《“聯接歷史溝通人我”而長久活在歷史中——門外談沈從文的雜文物研究》。
張兆和曾說過：“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 張兆和“文革”前擔任過《人民文學》編輯，她與當時政治形勢的關系似乎沒有沈從文先生那么緊張？這能起到一個緩沖的作用，反過來為沈先生提供某種保護嗎？
張新穎：張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為沈從文提供保護，但這個家庭確實沒有張兆和不行。張兆和性格堅強也好強，樸素、單純，習慣于吃苦耐勞，這對于一個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家庭來說，太重要了。張兆和對沈從文的作用，簡單地說，沒有張兆和的話沈從文早就垮了。張兆和晚年能寫出那樣的話，真是了不起，她勇于承認對沈從文不完全理解，這可不是誰都說得出的；而且正是因為后來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說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話，不是隨便說說的。
大哥沈云麓“是沈從文心中最理解他的親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特別是在1949年之后的長期孤獨中，大哥一直是他無話不談的傾訴對象”，沈云麓和沈從文都出生于軍人世家，其并不太淺的藝術素養與見解似乎主要得益于民國初年在故鄉學校所接受的美術（包括木炭畫像）訓練。他與二弟的審美素養來源還不完全一樣。沈從文晚年直到1982年5月才回過一次故鄉，因此，“大約在1927年（從東北）輾轉回湘后就一直在家鄉生活”的沈云麓，其實構成沈從文與故鄉保持密切聯系的一個精神紐帶？
張新穎：沈云麓這個人很奇特，黃永玉的散文里描述過。沈從文的父親1930年就病逝了，沈云麓這個大哥就不僅僅是大哥，還是老家的象征，沈從文對老家、對故鄉的感情就還有個去處。這個大哥太重要了，沒有他的話，沈從文后半生漫長的孤獨中會少掉重要的說話對象。對今天的研究者來說，沈云麓保存了沈從文的大量資料，現存最早的沈從文書信，就是1927年寫給大哥的。如果沒有沈云麓保存下來的東西，沈從文研究的完整性是會受損的。
在新書中，您也提到美籍華裔數學家鐘開萊、陳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與沈先生或深或淺的交情。鐘開萊在1975年、1979年回國時數次探訪沈先生，沈先生與張兆和1981年訪美的舊金山之行中“生活得到數學家鐘開萊一家的特別照顧”——甚至，鐘開萊還改正過《從文自傳》中“犯人筊擲決定生死”的存活概率的概率錯誤；沈先生在1975年冬的回信中，也專門向他透露“改行”的一些真實想法。大數學家何以與沈先生有這么多交集？鐘開萊與對沈先生“以小學生姿態發問”的陳省身，他們心儀、親近沈先生的具體動因還不完全一樣，前者更多出于西南聯大時的師生情誼？我在網上查到留學普林斯頓和哈佛的復旦附中才女沈誕琦的舊文《鐘開萊教授逸傳》，她提到鐘先生是“有著晉人傲骨的、憤世嫉俗的紳士”、“一個離經叛道者”，這是不是也可以用來部分解釋大數學家與大文學家的深交？
張新穎：沈從文對“抽象”之美有強烈的向往和熱愛，用他的話說是“向虛空凝眸”。這個“抽象”、“虛空”，是排除了亂七八糟的現實的干擾的。表達這樣的東西，他多次說過，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不如音樂。在一般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不懂音樂，可他是真正的愛樂者；我們也可以說他大概不懂數學，但這不妨礙他對數學的向往式感情。
另外一方面，你說的這幾個大數學家，他們的人文修養也不是表面功夫。丘成桐是鐘開萊介紹給沈從文的，他在這幾個人里面年紀最輕，和沈從文的交往大概也最淺。他2005年在浙江省圖書館做了一個《數學和中國文學的比較》的演講，說數學家以其對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膚淺來決定研究的方向；人文知識也致力于描述心靈對大自然的感受，除了通“古今之變”，也“究天人之際”。你看看他談自然與數學、文學的關系，就大略能明白他為什么要拜見沈從文了。
汪曾祺生前經常酒后以“沈從文的嫡傳弟子”自居；我也注意到青年學者楊早在《讀豐三題》中有一個說法，即“至今，我仍略帶偏執地認為，豐子愷這篇《懷李叔同先生》，與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散文中回憶恩師的雙璧，筆端那別樣的溫情與崇仰，那真摯到近乎軟弱的愛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從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出現，才有了第三篇”。汪曾祺“文革”前擔任過北京文聯的干部，1984年的散文《老舍先生》拿過該年度的“北京文學獎”，1987年還入了黨；林斤瀾“文革”前也擔任過北京作協副主席和中國作協理事等職。他們兩位同沈從文先生與現實政治運作之間所保持的距離還不太一樣？汪曾祺又在多大程度上繼承了沈先生的文學衣缽？林斤瀾呢？
張新穎：楊早說的三篇文章確實好，我也都非常喜歡。沈從文、汪曾祺這對師生之間的傳承賡續，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難得的佳話，其間脈絡的顯隱曲折、氣象的同異通變，意蘊深厚、意味深長。但是，你說的這三個人還是不一樣，簡單說，沈從文野，汪曾祺文，林斤瀾澀。
說到沈從文的文學傳統在當代文學的回響，可說的其實挺多的。比如，最近黃永玉出了三大本《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在我看來，這個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從文“召喚”出來的；再往下幾代作家的作品看，我曾經寫文章討論過余華的《活著》、賈平凹的《秦腔》、王安憶的《天香》與沈從文傳統中不同部分的對話關系。
如果我們把眼光從文學略偏開一點，偏到與文學關系密切的電影，可以確鑿地說，侯孝賢受沈從文影響不可謂小，這一點他本人也多次談起過；臺灣的侯孝賢影響到大陸的賈樟柯，賈樟柯不僅受侯孝賢電影的影響，而且由侯孝賢的電影追到沈從文的文學，從中獲得的教益不是枝枝節節，而是事關藝術創作的基本原則。這一條曲折的路徑，描述出山重水復、柳暗花明。
我要說的意思是，沈從文的文學傳統不能說多么強大，更談不上顯赫，但歷經劫難而不死，還活在今天，活在當下的文學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嘆它生命力的頑強和持久。這個生命力，還不僅僅是說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說它具有生育、滋養的能力，施之于別的生命。
在評價沈從文早期小說《會明》時，夏志清提到了沈“對道家淳樸生活的向往”，這種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來解釋沈先生1949年之后的“改行”，特別是他在愛徒汪曾祺和長子沈龍朱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后居然還能逃過這一劫？在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文中，沈先生的昔日同事楊文和說“沈先生不發言，別人找不著他什么問題”，李之檀說“他沒有講過不滿的話，領導抓不出什么問題”，史樹青也說“向黨交心、反右，都躲過去了，主要原因就是沈先生不發言”。那么，“不發言”、“沒有講過不滿的話”，是不是就是政治運動中的道家式應對？在極端的集體性的政治癲狂中，這種道家式應對策略的有效性是不是終歸有限？沒有人能完全自外于那樣的政治癲狂？比如，當“反右”的劇烈程度上升到“文革”那種烈度時。
張新穎：我不太會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來解釋沈從文的選擇。“反右”前的“大鳴大放”沈從文不說話，不寫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從文不喜歡這種群眾性的、響應號召式的“鳴放”，他本能地抵觸，他還根深蒂固地認為這種發言、表態，不解決實際問題，比如創作不會因此而好。其實這是他一貫的認識，比如更早些時候大規模批《武訓傳》，他就說，把武訓批得再臭再厲害，還是不能對當前的創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鳴放”的幾次，都讓他不怎么愉快。一次是北大學生拿來的介紹信，讓他惱火；還有一次是蕭乾請他給《文藝報》寫文章，他和蕭乾的隔閡那個時候已經有了，自然也不會寫。到“文革”那個極端時期，不管是想說話還是不想說話的，都沒有說話的機會，他當然更不能說話，要說，也是受逼迫檢討、交待。
其實從1950年以后，他滿腦子就是花花朵朵、壇壇罐罐，雜文物的“雜貨鋪”，老是著急做這些事，發牢騷也是為做這些事遇到各種各樣的阻礙和困難。他就是一個要做事的人。
張充和為沈先生墓碑背面所撰碑文中有一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您也寫到，1975年，沈先生在王亞蓉協助下推進《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研究工作時，“他在體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種非同一般的體驗——‘返老還童’的‘奇跡’”；1976年為避唐山大地震而南下的上海之行中，“詩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舊書店買了不少書，還稱贊他‘鶴發童顏’”……您也寫過兒童視角的《小土孩大話記》，應該更能體會沈先生“赤子”的一面以及其晚年的“返老還童”？
張新穎：1975年以后的一段時間，沈從文在體力和精神上，有特別充沛的體驗，常常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輕快。他找了些書來看，分析自己這種“奇跡”是怎么回事。他的分析讓我們看上去也許會覺得是天方夜譚，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認真的。他說人這種東西，千萬年發展下來，把聰明才智多用在對付人的得失競爭上，紛爭不已，顧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覺、視覺、聽覺，甚至于綜合分析能力，都壓抑下去了。可以設法恢復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極大的潛力可以發掘。他從人類的進化 / 退化來反思，從個人的退出——從人事紛爭的發展習慣上退出——來實踐，以“忘我”來恢復“潛伏能力”，聽起來似乎無比迂闊，事實上在他個人卻是生命更上一層的親證和體驗。
這個很有意思，從人類的發展來反思，已經超越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指向某個個人的“赤子之心”。過去他還把“忘我”的工作當作“麻醉”痛苦、抵抗煩惱的方式，現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內在的能量，他在自覺的意義上體會到了生命深層的愉悅。倘若我們不能理解沈從文這種無法從社會人事層面來言說的愉悅的生命體會，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續行為；其實，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撐著往前行，互相激發著往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