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11日12:01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項靜 點擊: 次
“在上海寫作”，是2014年上海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會議的總題目。上海是寫作者們匯聚的地點，也可能是寫作的契機。上海給予了他們一個宏大的有伸展度的背景，幕布拖曳到很遠的地方，足夠一個作家在它的背景布上畫出自己的城堡；如果一個作家講述的故事的背景、縱橫度也足夠遼遠的話，定會形成錯落有致的互動。
上海歷來是中國文學重鎮(zhèn)，近現(xiàn)代以來，多次引領文學的風潮，海派文學以其鮮明的風格，與京派文學比肩而立，左翼文學的大潮也在上海澎湃過；魯迅、巴金、張愛玲等文化名人長居上海，形成了長久持續(xù)的文學影響力。新中國成立后，從工業(yè)題材的發(fā)軔之作《上海的早晨》，到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先鋒文學，到70后的都市寫作、《萌芽》的新概念寫作等，上海一直都在引領文學的風向。然而，隨著一波波風潮的落幕，一直引領風氣的上海文壇，似乎有了滯后的苗頭。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后，沒有出現(xiàn)與這個城市、時代相稱的青年寫作者，有影響力的作家作品青黃不接，上海青年寫作群體出現(xiàn)了斷檔現(xiàn)象，曾一度備受質疑。
事實上，上海并不缺少寫作者，網絡作家涅槃灰、雪籬笆、三月暮雪、安知曉、葉紫、安寧、楚惜刀、君天、格子、骷髏精靈，以及韓寒、郭敬明、蔡駿、小飯、孫未、張其翼、哥舒意、潘海天等眾多在網絡上活躍的青年作家都擁躉眾多。2014年上海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會議上出現(xiàn)的34位青年小說家、翻譯家、批評家，直接承接了上海的文學傳統(tǒng)，門類齊整的隊伍，在國內也算是少見的。無論是從具體的時空條件，還是作家的隊伍來看，上海都具有了中國新城市文學由此濫觴的必備條件。能否在這些條件上，產生出這個城市讓人掛牽難忘的文學，那是后續(xù)的故事。
“到上海去”
在文學這盤棋上，作家是第一位的問題，而有了為數不少的作家，下一話題就是“寫什么”。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首屈一指的話題就是城市寫作。這個城市擁有眾多文化形象：夜上海、霓虹燈、資本家、幫派、歌舞升平、滾地龍、新村、紡織女工、東方明珠、淮海路等等。關于上海的城市文學，已經是陳舊的話題，多少年來被不斷翻炒，每一次加重的語氣，都表明我們對城市文學仍未安之若素、視若尋常。王安憶、陳村、程乃珊、孫甘露、陳丹燕、金宇澄等作家，從各自不同的側面給這個城市帶來不同的文學光束，而照亮的部分也已經被大眾所熟知。在這些作家筆下，上海不是一個習慣性獲得的地域概念，它是作為方法存在的，是一種寫作精神，一個承載自我并混凝組合的容器。他們從上海細微的器物、街道、食物、建筑、女人或者男人乃至某種氣息出發(fā)，去拼貼出一個完整或者更加破碎的故事，而后虛構出一個念想中的上海，呈現(xiàn)出的現(xiàn)實、歷史與虛構的關系，多少都是富有象征和隱喻意味的。
如果離開上海市區(qū)到郊區(qū)去，在返程的公交巴士上，司機、售票員都會大喊：“到上海去的車快開了！”“到上海去”是青年作家朱文穎一篇小說的題目，有一種上世紀90年代的時空感。那個時候的上海，是酒吧、美艷的女人、徹夜的霓虹燈，是到下一個酒吧去的空檔，是飛外之地，是震顫體驗和魔幻空間，是開往未來的列車。從這個意義上說，年輕一代的小說家如滕肖瀾、薛舒，她們的小說是完全反“上海”的，就像夏日午后巷子里打著瞌睡聽滬劇昆曲的老阿姨，或者伸出窗口晾曬的衣服，兀自迎風招展，無視任何燈紅酒綠。可能是出于女性的特殊視野，她們更多關注的是上海城市生活的細部，家長里短、尋常巷陌，她們對城市市民生活熟稔，深諳這個城市的生活之道，于是市民生活的聲部水銀瀉地。
與那些聲勢逼人的作家相比，她們更像勤勉的筑路工人，看起來不那么扎眼，但無疑是最值得記憶的城市搭建者。薛舒是從上海浦東的小鎮(zhèn)成長起來的作家，她的作品里反復出現(xiàn)一個地名—“劉灣鎮(zhèn)”，地理上它離大眾幻想與感知中的上海很遠，但在行政區(qū)域上仍然屬于上海。在《殘鎮(zhèn)》的創(chuàng)作談中，薛舒說，我的鄉(xiāng)鄰們把自己腳下的土地叫“鄉(xiāng)下”，而黃浦江西邊的上海人，把我們這些東岸的人叫做“阿鄉(xiāng)”。小時候，一直沾沾自喜地以為，他們在叫我“阿香”。外婆教給我一首兒歌：小麻子，推車子，一推推到陸家嘴（“嘴”滬語念“子”）。揀著一包香瓜子，吃么吃了一肚子，撒么撒了一褲子。到黃浦灘去汰褲子，撥拉紅頭阿三看見之，抽上一棍子。我把這個推著車子去陸家嘴的小麻子想象成一個貨郎，做小生意的小麻子生活得很艱辛，但被浦東人用方言娓娓念叨，卻流傳成了一個有著幽默樂觀生活態(tài)度的可愛形象。
薛舒在有限的文字之外想得更多的是，小麻子的忍辱負重、百折不撓，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種本土聲息。她說，小麻子就是我故去的太外公，或者，太外公的某個赤膊小兄弟。這是一個群體，他們有著一些發(fā)財的夢想，一些光宗耀祖的志向，他們絕不是黃浦江西邊鴿籠一般的住宅里那個“扎了金子買房子，賣了房子扎金子”的投機者。他們有著浦東人吃苦耐勞、腳踏實地的質樸本性。他們萬事要有交代，有果定要有因，好人必有好報。他們堅持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他們艱苦得起，富貴得起，勤儉得起，奢侈得起。這是一種悠久而長遠的腳踏實地的生活理念，也是一個城市浮華外表下的淺淡地表。所以薛舒的小說創(chuàng)作帶有一種責任感，在《哭歌》中她會去描寫一種被漸漸遺忘的地域民俗傳統(tǒng)文化—“哭歌”；在《唐裝》中會關注制作唐裝的技藝式微，其責備、挑剔，愛與責任的意味值得再三體味。
滕肖瀾也寫了很多年家長里短、愛恨情仇的中短篇小說，她的小說總是有一種讓人感動的力量，比如長篇《雙生花》。“雙生花”指的是兩個家庭相互抱錯的女孩羅曉培和毛慧娟，市區(qū)臨產的溫筠非要去南翔古漪園踏青吃小籠包子，結果不得不在南翔的醫(yī)院生產。農婦劉虹也在同一時辰生了一個女兒，陰差陽錯，兩家錯抱了對方的女兒回家。二十多年以后，溫筠的丈夫羅志國遭遇車禍，當年的差錯終于獲得修復的時機，小說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獲得了生命。盡管看起來這是一個老套的電視劇的橋段，但還是能揣度出滕肖瀾的一顆精靈之心，小說里對尷尬時空里人心情勢的描寫，晾曬的都是無法回避的暗疾。從人生的故事來說，一旦踏錯了一步，就算給你充分的時間和愛，你就真能回到原來的軌道嗎？回來的時候還是你嗎？即使我們能夠縫補一個人生故事，但從城市的階層空間來說，那些被理論和媒體所把玩的區(qū)隔、和解、形象、話語，面對被截肢的人生故事，真的具有力量嗎？現(xiàn)實的故事總是難以讓人舒暢地呼吸，滕肖瀾轉身寫出的《握緊你的手》具有上海這座城市里不多見的英雄之氣，這大概與作者喜歡武俠小說有關。她選擇了一個被拆遷的廢墟，在廢墟上生長出一個梁山泊的夢想—一群生死都無著落的乞丐，躲到里面組成自己的社會，抵抗著拆遷隊，做著上海這個城市謹小慎微、精打細算中大膽的白日夢。
上海的“語調”
生活在像上海這樣城市色彩如此濃重的地方，一個小說家如何面對城市，如何體認自己的居住與敘述之地，是一個難以繞過去的話題。作家小白認為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城市敘事，因為敘事的形式跟人的密集度有關，所有講故事的人都不是講給自己聽的，都需要一個聽眾，甚至是圍聚在一起的聽眾，城市提供了這些聽眾。他的小說也有寫鄉(xiāng)村的，但他就算寫鄉(xiāng)村也還是從一個城市人的角度寫，他的小說可以說是“農家樂小說”或者“大觀園小說”。小白始終覺得各種人性的交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才能發(fā)生。即使寫上海，他也會以更密集的方式選擇故事發(fā)生的時間和地點。他的《租界》以上海租界作為發(fā)生地，作為一個從小在上海里弄里長大的作家，他對上海的一切細節(jié)擁有獨特的情感。他在小說里繪制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有一種歷史的準確性。他甚至還手繪了8幅地圖插入書中，制造出一種讓讀者在故事中按圖索驥的假相，但實際上卻找不到真實生活的對應物。于是，這又產生了一種虛無，小白以文本的宗教來對抗這種虛無。當我們津津樂道其中的故事時，他說《租界》擁有的，不過是有關“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本，各種檔案記錄、圖表、數據、回憶錄、小說、圖像和影像。他想到達的是一個讓讀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把它叫做“上海”，叫做“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小白的寫作方式被孫甘露稱作小白獨有的“描述上海的語調”；批評家李敬澤則撰文稱，“小白的小說是在張愛玲、王安憶的小說之外重新創(chuàng)建一個關于上海歷史的敘事”。
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路內，祖籍上海，成長于蘇州，成年之后基本上都在上海謀生，上海于他真是一張?zhí)硬幻摰牡貓D。他說，城市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失散了，被時間、空間打散了，寫小說的過程即是一個重構的過程。一個城市總有一些它自己的性格，超越時間和空間。路內的第一部小說《少年巴比倫》，開頭就是一個作家對一個上海的80后小姑娘張小尹講述自己的故事，有時我會覺得這個講故事的人就是路內自己，他把自己那些在蘇州城的故事一次一次講給一個模糊的青春的“上海”聽，用一種粗糲而精致的腔調，召喚出在這個日漸失去具體本質的都市生活中的一種致命魅惑，所以他的小說能在上海獲得眾人的掌聲。《阿弟，你慢慢跑》，是路內為數不多的寫上海生活的小說，以一個脫軌者阿弟的愚笨與敏感完成了對上海近幾十年的另一種城市生活的記憶。阿弟吳雙峰好像是陰差陽錯地來到世上，從一個B超中的女孩變成男孩，患上新生兒肺炎，又是六趾。他五歲那年動了個手術，將多余的腳趾切除，本以為能跑得快點，結果又發(fā)現(xiàn)他是個平足，即使動了手術也還是跑不快。從小到大，“我”無數次地看到男孩們欺負阿弟，阿弟用他那兩只曾經六趾、永遠平足的腳狂奔著，眼淚和口水向身后飛濺。他長得丑，成績差，霉運當頭，出盡各種洋相，受到眾人嘲笑，似乎是一株見不到陽光的黃色幼苗，像一棵豆芽菜一樣彎彎曲曲長大；即使長大了也沒能改變命運，勉強上個最差的學校，啃老，在戀愛的道路上左沖右突，摸不著門兒，想打一架都找不到對手，失戀后開奶茶店，為了世博會減肥考警察……他個人生活的每一個小節(jié)點，都像這個城市的一個小節(jié)點，同樣都是跌跌撞撞地走到眼前來，但又有一種悲情、自嘲的成分在內。路內的小說似乎都難以逃脫青春的時段，在粗糲、戲謔的外表下又總有一顆精致的悲憫的靈魂，這也是深陷都市生活中的人們所需要的一種外援情感。
“新上海人”
上海人的孩子讀書一般都不愿意離開上海，如果離開，選擇的方向肯定是歐美、日本。這種自矜的情感對于作家，很難說是一種幸運。同在上海寫作、同是“新概念”出身的張怡微、周嘉寧、徐敏霞偏離了這種主流的選擇：張怡微從復旦大學畢業(yè)后，到臺灣繼續(xù)深造，臺灣因為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積淀，帶給她另外的精神視野；周嘉寧畢業(yè)之后曾經有一段北漂的經歷，又有只身赴都柏林做文學翻譯工作的履歷，可能都是在大都市里徜徉，她對城市的體驗很現(xiàn)代，但又都差不多，沒有什么太大差異，這可能就是一種現(xiàn)代漂泊感的注腳，無法對棲身的地域產生那種鄉(xiāng)愁似的記憶；徐敏霞到寧夏支教，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經歷，顛覆了很多她在城市中視為理所當然的經驗。她們三位曾有一個對話：“離開與歸來：我們的世界與上海”。從異地歸來的她們，在談及上海與其他地域的差異時，卻不約而同地表示并未很強烈感受到地域差異給自己的生活和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很大的影響。其中的原因，在徐敏霞看來，是因為城市中的一切都在快速地更新，而自己更像是生而有上海戶口的“新上海人”。當舊的城市記憶漸漸遠去，不同地方的城市都像被復制一樣以相似的面貌呈現(xiàn)，周嘉寧甚至感覺上海“是一個巨大的幻覺”。張怡微篤定地認為城市文化的更迭是不可避免的，作家雖然沒有改變這種趨勢的能力，但卻可以通過誠懇的記錄和文學的重構，盡最大可能將過去的東西保留下來，所以她寫下以《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奧客》為代表的反映工人新村生活的小說。這些小說跳脫出青春小說自我的藩籬，生活的畫面是廣闊敞亮的，文字溫熱而理解的，帶著重新回到故事現(xiàn)場的新鮮和生氣。小說中出現(xiàn)了名叫“小閘鎮(zhèn)”的地方，老城廂棚戶區(qū)擠擠挨挨的稠密日子復活了，這對于上海魔幻般的現(xiàn)代運轉，又何嘗不是一種鄉(xiāng)愁。
上海不像北京容納了如此多的外省青年寫作者，并且形成一個具有高度文學魅力的寫作意象—“北漂”。這個城市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向心力成為一種青年的精神指引，外省青年的寫作在這個城市中幾乎沒有特別鮮明亢奮的標志，很難鍍上神圣、理想主義的光輝。或許這就是這個城市帶來的另一種影響，它的夜生活的頹廢、懷舊的慵懶，乃至金融業(yè)的發(fā)達、財富的咋舌、都市建筑的現(xiàn)代化線條，幾乎都不能在文學上與理想、青春、奮斗的字眼簡單對接。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它轉而化作樸實和沉著的文字。云南邊地青年甫躍輝考入復旦大學，在上海度過了7年校園生活，并且留在上海工作。他初期的寫作基本都是關于鄉(xiāng)村的童年記憶、少年心事，但他無疑感到了城市生活對自己寫作的影響。他說，鄉(xiāng)村的手工勞動方式保存了生產的過程和細節(jié)，像米飯，是從禾苗成長、脫皮碾壓等程序下走到米飯這個環(huán)節(jié)的；而在城市里，米飯就是從商場里看到的袋裝產品，城市接觸到的都是終端產品，缺少了很多可以看得見的環(huán)節(jié)。他的寫作風格是類似手工勞動的，并且延續(xù)到都市寫作的過程中。比如備受贊譽的《動物園》，在這種男女關系的寫作上，絕少如此細膩的作品，用一種慢條斯理的方式，把都市人之間的敏感、氣味，用種植的方式，一一呈現(xiàn)出來。他的小說《晚宴》中有一個大學生攝像者的形象，在同學們都忙碌于畢業(yè)工作租房的時候，他熱衷于觀看每一種校園里的植物，用尼康照相機為它們拍照，他的鏡頭從不對準人，只對準花草樹木，并且記住它們的名字。這個人物的行為可能跟小說的情節(jié)關系不大，他與前女友多次因為現(xiàn)實問題而分手，在畢業(yè)前夕又重敘舊情，但感情的確已經成為爬滿虱子的華麗袍子。在這樣的故事背后，他的拍照行為帶有特殊的意味，尤其是在上海這種遠離自然、注重實利的地方。那些大段抒情式的鄉(xiāng)愁可能是最淺表的，甫躍輝以深沉的隱藏的方式把緩慢的精神揮灑到上海的故事中。
上海因為得天獨厚的條件，一直被視為鄉(xiāng)土中國的他者，絢麗的歷史和記憶，無法被改造的生活趣味和格調，都頑強地成為一種精神血液。它篤實而穩(wěn)定，具備了獨立的品格，并且在不斷強化自己的特性，成為懸浮在這座城市所有寫作者身邊的空氣。最初的經濟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那種震顫式城市體驗，時至今日已經很少進入作家的虛構范疇，大眾傳媒的無孔不入，把所有的經驗像預防針似的注射到所有人的身體中，剩下只有一種共同的氣息。像本雅明在有關“巴黎拱廊街”的文章中說的，現(xiàn)代生活就像一場擊劍那樣，永遠處于一種緊張中，這種緊張是為了防范他人的出擊，同時也是為了在意料不到的各種出擊中獲得生存。即使擁有內心的震顫體驗，但在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寫作者心中，經過文學過濾之后，也會以近似平實的面貌示人。當我們看到作家姚鄂梅在小說《西門坡》中，把一個女性的烏托邦筑建到上海的城市中心，并且讓它按照一套規(guī)章制度生生不息、不可阻抑地生長起來時，讀者似乎有一種驚醒：烏托邦再也不是一副世外桃源的樣子，城市化的進程之中，焉有世外？城市將是未來文學無法逃脫的生長之地，當然同樣的地會長百樣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