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4月13日10:37 來源：《上海文學》 作者：汪瀾 點擊: 次
林語堂故居坐落于陽明山的半山腰上。時值深秋，臺北的秋意似并不濃郁，陽明山上依然滿目蒼翠，然而遠遠的，見一抹黃、綠、紅相間的樹影從先生故居的墻頭探了出來，幾片橙黃、殷紅的秋葉飄飄然落在我們面前，不由得憶及先生《八十自敘》中關于秋天的一段文字：
……我最愛秋天，因為秋天的葉子的顏色金黃、成熟、豐富，但是略帶憂傷與死亡的預兆。其金黃色的豐富并不表示春季純潔的無知，也不表示夏季強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與藹然可親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極限而感到滿足。因為知道生命上的極限，在豐富的經驗之下，才有色調兒的調諧，其豐富永不可及，其綠色表示生命與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黃的滿足，其紫色表示順天知命與死亡。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日的余暉照上秋日的林木，還開懷而歡笑。清晨山間的微風掃過，使顫動的樹葉輕松愉快地飄落于大地，無人確知落葉之歌，究竟是歡笑的歌聲，還是離別的眼淚。因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寧靜，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憂愁微笑，向歡樂爽快的微風贊美……
在我們眼前的這個院落里，先生度過了他最后的十年時光，這段關于秋的文字，恰是他生命之秋的絕佳寫照。伴著先生的“落葉之歌”，我們走進他的故居。
（一）
林語堂故居的色彩非常特別，粉白色的墻體，湛藍色的琉璃瓦頂，深褐色的門窗，色調明快而簡潔。故居的結構乍看像是中國傳統的四合院，但中庭四面的回廊卻是典型的西班牙建筑風格，乳白色的廊柱帶著螺旋形的紋飾盤旋向上，于簡樸之中現出幾分婀娜。中庭院落的一角種有竹子、楓香和一些蕨類植物，擁著一個不大的魚池，幾尾錦鯉魚在里面歡快地游弋。池塘邊有一個石頭的條凳，可供主人觀魚、賞月和冥思。故居的整體風格典雅、別致卻并不奢華，非常契合先生《生活的藝術》中關于建筑美學“平和幽靜安寧”的旨意。
傳說故居是林語堂親自參與設計的，而他最為滿意的，還是房屋所處的地理位置。早年先生居住上海時，曾嘲諷上海的富翁“占著小小的一方地皮，中間有個一丈見方的小池，旁邊有一座螞蟻費三分鐘即能夠爬到頂上的假山，便自以為妙不可言，他不知道住在山腰茅屋中的窮人，竟可以拿山邊湖上的全部景物作為自己的私產呢。這兩者之間的優劣，簡直是無從比擬。山中往往有地位極佳的房子，人在其中能將全部風景收到眼底，無論望到哪里，如遮著山尖的白云飛過空中的鳥，山泉的琤琮，鳥喉的清越，種種景色，都等于自己所私有”。先生的故居恰恰處在陽明山的半山腰上，讀書筆耕之余，他常常叼著煙斗，在面向山谷的陽臺上小坐，遠眺臺北城高低錯落的建筑，近觀山巒褶皺間忽深忽淺的樹影，或是凝望天邊不斷變幻著色彩和形狀的云霞，以及夜深人靜時鋪滿整個天空的星斗，真正是“將全部風景收到眼底”了。
據林語堂次女林太乙回憶，先生晚年選擇遷居臺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思念家鄉，而陽明山的風光人情，與他的故鄉福建龍溪（今屬漳州市）更有許多相似之處。
林語堂自１９６６年回臺定居，此前他與夫人已在海外漂泊了三十年。１９６５年林家三姐妹在紐約為雙親做七十大壽，一位友人寫了《臨江月》慶賀，先生依照原韻寫了一首詞答謝：“三十年來如一夢，難鳴而起營營，催人歲月去無聲，倦云游子意，萬里憶江城……”詞中充溢著濃濃的思鄉之情。不久后，他去了一次臺北，見到了許多年未見的老朋友，還接受了閩南同鄉會的宴請。“父母親無論走到哪里，處處聽閩南話語，令他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好像在做夢”（林太乙《我心中的父親——林語堂傳》）。這次的臺灣之行，促使他下決心定居臺北。
臺北的閩南文化風情，讓林語堂夫婦如魚得水。“有了傭人，母親不必再自己操勞家務。早上有人挑剛剛從山上砍下來的竹筍來賣，中午殺一只雞燉湯吃，那是幾十年來沒有嘗到的美味！進城吧，到圓環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條龍’吃餃子。要不換換氣氛，到統一大飯店的咖啡室飲一杯咖啡，吃一塊奶油蛋糕……但是最美妙的還是人人講閩南話。”先生很喜歡和小孩子接近，一次他為了逗一個看文具店的十二三歲的小男孩開心，竟花了兩百多元，買了一大堆家里已有的東西，見小男孩瞪大了黑漆漆的眼睛，“他高興，我也高興”。
這期間，林語堂曾效仿金圣嘆批《西廂》中三十三個“不亦快哉”的筆法，寫下自己來臺后的二十四條“快事”：“初回祖國，賃居山上，聽見隔壁夫人以不干不凈的閩南語罵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卻懂，不亦快哉”；“到電影院坐下，聽見隔壁女郎說起鄉音，如回故鄉，不亦快哉”；“黃昏時間，工作完，飯罷，即吃西瓜，一人坐在陽臺上獨自乘涼，口銜煙斗，若吃煙，若不吃煙。看著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朧里，下面天母燈光閃爍，清風徐來，若有所思，若無所思，不亦快哉”……
陽明山的湖光山色酷似故鄉，然畢竟不是真正的故鄉。不知先生憑欄遠眺之時，思緒可曾越過海峽，飛向龍溪故里那個小山村？那時的對岸，正轟轟烈烈地開展“文化大革命”，先生縱然思鄉思到肝腸寸斷，也是斷然回不去的，也唯有借臺北相似的風光人情，來慰藉一顆孤寂的游子之心了。
（二）
林語堂故居中堂左側，辟有一間史料特藏暨閱讀研究室，櫥窗里陳列著先生各個時期的中外著作，包括小說、傳記、散文隨筆、學術專著等八十余種，向世人展示著先生無比壯闊、無比豐富的學術和文學人生。幾乎每一種著作，都收集到不同時期的不同版本，其中僅《生活的藝術》，就有中、日、韓、英、德、法、意、西、葡、丹麥、芬蘭、挪威等十多種語言的譯本。先生學貫東西，尤在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有著突出的貢獻。他最負盛名的《吾國吾民》《生活的藝術》，以及《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蘇東坡傳》都是先用英文寫作出版，之后再翻譯成中文；他的小說《京華煙云》，也是用英文寫作出版，之后由郁達夫翻譯成中文出版。1976年先生去世時，《中國時報》曾發表社論稱：“林氏可能是近百年來受西方文化渲染極深而對國際宣揚中國文化貢獻最大的一位作家和學人……若干淺識的西方人知有林語堂而知有中國，知中國而后知中國的燦爛文化”。
然而許多人未必知道，這位名聞天下的國學大師，當初對國學的了解和認識竟曾一度滯后于西學。
林語堂于1895年出生在福建龍溪的一個叫坂仔的小山村，身為鄉村牧師的林父受“百日維新運動”影響，希望兒子讀英文，接受西方教育。因此林語堂六歲起就進了教會辦的學校，大學本科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16年，林語堂大學畢業來到北平，在清華大學教授英文。皇城腳下無處不在的文化遺跡和濃郁的文化氛圍讓林語堂倍感“窘迫”，他發現自己“對于中國歷史、中國詩、中國哲學及中國文學的知識，充滿漏洞”。“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約書亞將軍的號角，我都知道，我卻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淚沖倒了一段萬里長城。而我身為大學畢業生，還算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慚愧”（林語堂《從異教徒到基督徒》）。
為了“洗雪恥辱”，林語堂開始惡補中文。他常去琉璃廠淘舊書，“首先，我看《紅樓夢》，藉此學北京話，因為《紅樓夢》上的北京話還是無可比擬的杰作”。繼而通讀孔孟老莊和歷朝歷代的詩書經典，“我帶著羞愧，浸淫于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
林語堂后來回憶道，他在北京的這段時間，曾和兩位“有一流才智”的人接觸，“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對我未來的發展有不同的貢獻”。這兩位高人一為胡適，林語堂說他和胡適的首次相會，有一種“像觸電般的經驗”；另一位則是辜鴻銘，“也許沒有辜鴻銘，我也會回到中國的思想主流，因為沒有一個富有研究精神的中國人，能滿足于長期對中國本身一知半解的認識，去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遺產的聲音是一種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渴求。”辜鴻銘對林語堂最大的影響是幫他樹立起為學之質疑的精神，“辜鴻銘幫我解開纜繩，推我進入懷疑的大海”。故此，他對傳統的學習絕非囫圇吞棗，照單全收，他后來逐漸形成的生活藝術的美學思想和林氏幽默理論，以及關于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的諸多理論和觀點，都是在對諸子百家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思考和辨析，創造性生發之后的產物。
曾有人評論林語堂“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先生對這句評語十分認同。他說：“我常徘徊于兩個世界之間”，“我的最大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他在評說孔孟老莊之時，常喜歡將他們跟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西方哲人作比較，他甚至忽發奇想，要“把兩千年前的老子與美國的福特氏（Henry Ford汽車大王）拉在一個房間之內，讓他們暢談心曲，共同討論貨幣的價值和人生的價值。或者要辜鴻銘導引孔子投入麥唐納（前英國內閣總理）之家中，而看著他們相視而笑，默默無言，而在杯酒之間得完全了解……”
（三）
在林語堂故居移步至一個空間，又一個空間，豐富的展陳不斷拓寬、刷新著我們對大師的認識。
故居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個先生自創的中文打字機的模型常令參觀者嘖嘖驚嘆：原來林語堂不只是大作家、大學者、語言學家和翻譯家，他還是一位了不起的發明家！展柜里除了中文打字機，還有他發明的可以擠出牙膏的牙刷，以及許多份發明專利證書。
林語堂同時代的大家中，學貫中西的不在少數，但文理兼通的似并不多，像他這樣能夠為自己的發明癡迷到不惜傾家蕩產的，大概只此一人了。先生曾回憶說：“自從小孩子的時候，我一見機器便非常的開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動定睛凝視那載我們由石碼到廈門的小輪船之機器。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將來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機械的發明一方面。”
有感于當時的中文打字機太過笨拙，操作太過復雜，林語堂很早就萌發了自創一部簡便易學的中文打字機的愿望。1931年，他先是發明了“漢字號碼索引法”，繼而又發明了“末筆檢字法”，試圖解決漢字鍵盤輸入的難題。同年他去瑞士出席國際聯盟文化合作委員會年會之后，順道去英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與工程師研究制造打字機。因為錢不夠，只帶回一疊圖紙和一架不完整的打字機模型。家人至今還記得，他回到家時，“口袋里只有三毛錢”。
十四年后，旅居美國的林語堂因先后出版了多部暢銷書，有了十多萬美元的積蓄，他決意重啟中文打字機的發明夢想。林太乙回憶說：父親翻出當年在英國繪制的設計圖紙，“像著了魔似的，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坐在書房的皮椅上，抽煙斗，畫圖，排列了又再排列漢字，把鍵盤改了又改……”
先生親自到華人街請人排字鑄模，并在紐約郊外找到一家小作坊制造零件，還聘請了一位意大利籍的工程師協助解決機械方面的問題。由于問題層出不窮，同時許多零件都是手工制造，很快便花光了十多萬元的積蓄，還借了不少債。
先生的執著終于有了結果。林太乙回憶：1947年5月的一個早晨，父母和她小心翼翼地像抱著一個嬰兒一樣把打字機抱回家。父親叫她隨便撿起一張報紙就打，雖然一開始很慢，但能像英文打字機一樣看得見就打得出，不必受訓練，“簡直是個奇跡”。雖然打字機并不完美，打字時聲音很大，有時會跳行，但重要的是，林語堂嘔心瀝血的這項發明終于成功了！
林語堂稱這臺打字機是“送給中國人的禮物”，打字機在美國申請獲得了專利，也為他贏得了許多贊譽，但終因造價過高，未能大規模投產。先生一家的生活也由此陷入了困境。為了生計，他經朋友舉薦，接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組主任一職。這個機構當時設在巴黎，林語堂變賣了紐約的公寓和家私償還部分債務，并預支了《蘇東坡傳》的版稅，才得以去巴黎就任。
打字機雖未能得到普及運用，但先生之后對他發明的檢字法做了多次修改完善，定名為“上下形檢字法”。上世紀80年代，林氏姐妹授權臺灣神通電腦公司，將這個檢字法運用于電腦中，稱之為“簡易輸入法”。產品宣傳推廣時，神通公司以“兩個鐘頭學不會請吃一碗牛肉面”作招攬，證明簡單易學。如今林語堂故居的展柜里，放置著一臺早期神通電腦的樣機，先生若知自己的創造發明，在今天高新科技時代有了用武之地，一定會非常欣慰吧？
（四）
在林語堂故居，無論你走到哪個角落，總感覺先生“智慧而快樂”的靈魂如影隨形，步步相伴。
故居最重要的展區是先生的書房，這里按原樣陳列著先生的手稿、藏書，先生使用過的書桌和英文打字機。書桌旁，有一組黑色的皮沙發。先生看書時，喜歡斜躺在上面。茶幾上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贈送的一大一小兩只仿古的青銅鼎，小的被先生用作煙灰缸，大的那只則成了先生的點心罐，里面通常放著牛肉干和巧克力，都是先生最喜愛的零食。
在先生書房，講解員為我們講了一樁趣事。先生的一位外甥女曾經做過他的秘書，一次姑娘有事呼喚先生，明明聽見他在書房里應了聲，進了房間，卻四處不見他的身影。講解員讓我們猜，先生躲哪兒去了？見我們一臉迷茫的樣子，便含笑指向一張長沙發。原來沙發的背面有一個暗箱，本來是用作儲藏雜物的，卻變身為老頑童林語堂的隱身之地。先生用它跟不少來訪的大人孩子開過玩笑。遙想當年先生屈膝躬背，蜷縮在沙發箱里的模樣，那表情一定是精靈古怪的，嘴角掛著幾分戲謔和得意。
先生推崇莊子、陶淵明、蘇東坡，贊賞他們灑脫、淡泊、快樂、閑適的人生態度。進入耄耋之年，先生著作等身，功成名就，又擁有這樣一個“宅中有園，園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樹，樹上有天，天上有月”的理想居所，他理所當然可以舒適、瀟灑地頤養天年，去充分實現他在《生活的藝術》中描繪的美好人生。但先生在臺北的最后十年并不輕松悠閑，因為他受香港中文大學之托，接下了主編《當代漢英詞典》的宏大工程。
編一部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漢英詞典，是林語堂縈繞心頭數十年的一個夢想。但及至正式啟動，他才意識到這份工作的艱難。據家人回憶，他幾乎每天都要工作七八個，甚至十二三個小時。他終日坐在書桌前，用手寫出每個字和詞的英文釋義。草稿中如有疑問，他必反復問明出處、用法。譯到得心應手處，他會將紙片交司機送到雙城街辦公室所在地，供大家共賞……如此繁重的工作持續了五年多。在先生故居的書房里，有一個臨窗的書柜，里面裝滿了先生編撰《當代漢英詞典》的手稿，可見工作量之巨大。先生說：“我一寫完那好幾百萬字的巨冊最后一行時，那最后一行便成為我腳步走過的一條蹤跡。”詞典出版不久，林語堂迎來他的八十壽辰，這部詞典成就了先生語言學的一座巔峰。
然而，即便在如此沉重的工作壓力下，先生還是會忙里偷閑地放松心情。林語堂夫婦非常好客，書房及隔壁的會客廳，常常成為臺北文人雅士聚會暢聊的場所。在臺期間，林語堂與錢穆、張大千、吳大猷、謝冰瑩等眾多文化名人常有來往，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蔣復璁院長更是林家的常客。一天先生在書房伏案工作，傭人進來通報：“蔣院長來了。”先生說：“請他等一等。”等手里的事情告一段落，他才來到客廳，發現來者竟是行政院長蔣經國。因為事先沒有預告來訪，蔣經國也無怪罪之意。
先生生性淡泊、隨和，但他有自己做人的原則和堅守：“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無須乎作偽。”故居客廳的墻上掛有他手書的“有不為齋”，這是上世紀30年代，先生在上海居住時為自己書房取的名字。先生曾在一篇小品文中解釋書齋名的由來是受康有為的啟發，有為則有不為，“我厭煩費體力的事，永遠不騎墻而坐；我不翻跟頭，體能上的也罷，精神上的也罷，政治上的也罷。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樣趨時尚，看風頭……”
在《生活的藝術》里，他說：“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個令人喜愛而通情達理的人。”他深知在現代社會做人難，做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文人更難，即便如此，先生一生都在努力做一個不隨波逐流，“存真保誠，有骨氣，有識見，有操守”的“那么樣的一個人”。
（五）
故居最溫情的一角當屬先生的臥室了。墻角有一件先生穿過的長衫，床榻、五斗柜、小書桌都是極樸素、極尋常的樣式，上面擺放著先生和家人的生活照。其中一張先生晚年與夫人的合影最是動人，相框里先生正親吻著夫人的臉頰，夫人的眼睛笑成了月牙兒，目光里滿是幸福與甜蜜。
林語堂和夫人廖翠鳳相濡以沫數十年，堪稱是中國式美好婚姻的典范。
當初兩人的家境相差很大，林語堂是一個貧窮鄉村牧師的兒子，而廖翠鳳是鼓浪嶼一位錢莊老板的千金。在與廖翠鳳訂婚前，林語堂曾有一位深愛的女子。他在《八十自敘》一書中寫道：“我從圣約翰回廈門時，總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為我熱愛我好友的妹妹。”好友的妹妹叫陳錦端，當時也在上海讀書，喜歡畫畫，準備學美術。因為同為廈門老鄉，交往中相互傾慕，擦出了愛的火花。女孩的父親是廈門一位歸僑名醫，一心要為女兒找個門當戶對的金龜婿。為了打消窮書生林語堂對他女兒的念想，陳父親自上林家提親，把朋友的女兒廖翠鳳許配給了林語堂。
廖翠鳳雖然也曾在上海教會學校念過書，但總體上接受的是傳統的舊式教育。她非常仰慕林語堂的才華，一次母親問她：“你覺得怎樣？林牧師家是沒有錢的。”廖翠鳳回答：“沒有錢不要緊。”正是這句話打動了林語堂，讓他答應了這門親事。
林語堂雖然和廖翠鳳結了婚，但內心始終不能忘懷陳錦端。據他女兒回憶，上世紀30年代他們在上海生活期間，陳錦端常來家里做客，父親每次見到陳阿姨都會臉紅，顯得很不自在，倒是母親落落大方，一副很自信的模樣。
廖翠鳳本是富家女，卻集中了傳統女性忍辱負重的品格。先生在美國哈佛攻讀碩士學位、在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幾年，陪同前往的廖翠鳳悉心照料先生生活，為了維持日常開銷，她不僅花光了一千大洋的陪嫁，還陸續變賣了不少首飾。先生為妻子所感動，也曾有過一個瘋狂的舉動——把結婚證書付之一炬，先生說：“婚書只是離婚時才用得著。”他是藉此表明對妻子的忠貞。
林語堂夫婦的個性差異其實也很大。先生說：
妻是外向的，我卻是內向的，我好比一個氣球，她就是沉重的墜頭兒……她做事井井有條，鄭重其事，衣裳穿著整齊，一切規規矩矩。吃飯時，她總揀切得周正的肉塊吃，如雞胸或雞腿，她避免吃雞肫雞肝兒。我總是愛吃翅膀兒、雞肫、雞脖子……我是沒有一刻安靜，遇事樂觀，對人生是采取游戲人間的態度。一切約束限制的東西我都恨，諸如領帶、褲帶、鞋帶兒。妻是水命，水是包容萬有，惠及人群的；我是金命，對什么事都傷害克損……我們年齡越大，越知道珍惜值得珍惜的東西……在年輕時同共艱苦患難，會一直留在心中，一生不忘。她多次犧牲自己，做斷然之決定，都是為了我們那個家的利益。（《林語堂自傳》）
女兒林太乙說：“母親是這個世界的女王，她是個海葵，牢牢吸住父親這塊巖石。”
父親是“廖翠鳳迷”，母親燒飯的時候，有時候他站在旁邊欣賞，他說“看呀，一定要用左手拿鏟子，炒出來的菜才會香。”
母親不會欣賞這種話。“堂呀，不要站在這里啰嗦，走開吧！”父親就乖乖地走開。他說，大家都要聽媽媽的話。（林太乙《我心中的父親——林語堂傳》）
林語堂和夫人五十周年金婚紀念日，有朋友上前請教美好姻緣的秘訣，他們給出了一個“讓”字。林語堂特意為愛妻定制了一個手鐲，上面刻有美國詩人詹姆斯·惠特孔萊里的《老情人》一詩：
同心相牽掛，
一縷情依依，
歲月如梭逝，
銀絲鬢已稀，
幽冥倘異路，
仙府應凄凄，
若欲開口笑，
除非相見時。
在臺北陽明山上，林語堂和夫人是越老情越深，倆人相攜相依度過十年美好的時光。然而十年末期，他們遭遇了一樁傷心事。林家長女因婚姻變故患上嚴重的抑郁癥，病情時好時壞地拖了許多年，最終不堪病痛折磨在臺北的住所自縊身亡。此事對林語堂夫婦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兩人感覺天塌下來一般，一夜之間老了許多。之后因詞典繁重的校對工作開始了，先生強迫自己振作起來，但身體卻大不如前。林夫人則從此對臺北患上了恐懼癥，唯有在香港小女兒家她才感到安全。先生只好臺北—香港頻繁往返，身體也不斷地出現了狀況。
1976年3月26日晚，林語堂在香港病逝,享年八十二歲。先生的靈柩被運回臺北，蔣經國先生親自去機場迎靈。依照先生遺愿，他被安葬在陽明山居所的后院里。
先生的墓園就在客廳的下方。從窗口望出去，青石板的石棺靜臥在青草地上，上面是錢穆先生題寫的“林語堂先生之墓”。墓園的花草樹木都是當地尋常的物種，自然而隨意，這正是先生喜歡的風格。此時我的耳邊又回響起先生的“落葉之歌”：
清晨山間的微風掃過，使顫動的樹葉輕松愉快地飄落于大地，無人確知落葉之歌，究竟是歡笑的歌聲，還是離別的眼淚。因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寧靜，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憂愁微笑，向歡樂爽快的微風贊美……
參觀完林語堂故居，講解員引導我們來到設在夾弄里的“生平掠影走廊”，這里用整整一面墻，詳細列出了先生的生平大事記。我特別留意了先生跟上海的淵源。林語堂一生先后有兩段時間在上海居住，第一段在1911—1917年，他在圣約翰大學以文科第二名的成績完成了學業；第二段是1927—1937年。兩段相加有十六年，超過了他在臺灣居住的時間。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十年，是先生文學、學術生涯的關鍵時期。這期間，他出任上海東吳大學英文教授，出版了《開明英文讀本》；他先后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三個重要的文學半月刊，由于提倡幽默文學，贏得“幽默大師”的雅號；他撰寫了《語言學論叢》《吾國吾民》，并開始《生活的藝術》的寫作。這期間，他的社會文化生活也異常豐富活躍，他作為發起人參與了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籌備和成立；參加了戲劇大師蕭伯納訪滬的接待；和蔡元培、宋慶齡等籌辦“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與巴金、洪深、周瘦鵑、茅盾、陳望道、郭沫若、鄭振鐸、魯迅、豐子愷等二十一人聯名發表《文藝界同仁為團結御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號召全國文藝界同仁不分新舊派別，為抗日救國而聯合爭取言論與文藝活動的自由……可以說，先生當年在我們這座城市留下許多重要的印跡，對我們城市的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遺憾的是截至目前，我們尚沒有一個載體或空間，能夠向世人展示先生精彩而豐富的人生。
從臺北回來之后，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林語堂，我去上海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發現先生的作品近年來陸續出版了不少，但研究他的專著卻只有寥寥幾部，對他的研究無論深度還是廣度都大大落后于他同時代的其他大師。對照臺灣同行的建樹，不能不讓人唏噓。
認識林語堂，不只是認識他個人，而是為了更全面更準確地認識那個時代文壇的真實面貌，認識那一輩大師留給我們的卓越、豐厚的文化遺產。相信先生的人生定會給今天的人們，給今天的文壇帶來諸多有益的啟迪。
欣聞在福建廈門、漳州先生的家鄉，已先后設立林語堂故居和林語堂紀念館，而上海文學博物館經文學界持續多年的呼吁，也已列入建設計劃。相信待到建成之日，先生，以及先生同時代的大師們，都會以鮮活、生動的面貌與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