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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與人:思想交鋒中凸現改革難度

    2014年06月27日12:31 來源:文藝報 作者:王紀人 點擊:

    ——讀錢景林長篇小說《雷鳴時分》

      上海的第二波改革開放熱潮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至今不過2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在文學上,上海的跨世紀現代性變化一直缺少表現,而更多地停留于懷舊。即使有所表現,也還是一鱗半爪式的,缺少大格局、大氣象。錢景林的長篇小說《雷鳴時分》寫的恰恰是近20年來這座城市的的巨大變化,作者用“臨州市”指代上海,其中所寫的重要事件幾乎全是真實發生且是作者親歷過的,而人物則多是虛構。與上海多數作家僅為目擊者不同,這部作品的作者錢景林直接在改革開放的第一線,他調動了豐富的生活積累和文學閱讀的積累,意在筆先,布局謀篇,構造情節,設置沖突,塑造人物,成功地完成了處女作——長篇小說《雷鳴時分》。

      作者選擇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城市土地批租、舊區改造的重要事實構筑情節,以城市高層管理者的所作所為為主要情節線,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城市改革開放的全貌。主人公雷聲上世紀90年代初擔任市長,當時城市舊區亟待改造,卻缺少改造的資金,如用集資改造舊房的方法,至少需要100年。于是,他決定加快始于80年代末的土地批租的步伐。所謂土地批租,就是把國家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開發商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動遷居民后建房,到期土地收歸國有。土地批租解決了城市舊區改造資金匱乏的困難,也改善了當地居民的住房條件,推動了城市的改造和建設,可以說是一舉幾得的事情。但由于當時一些人的陳舊觀念,也由于土地批租的復雜性以及動遷中存在的困難或弊端,這一政策曾引起激烈的爭論,甚至被指責“搞新的洋人租界”。同時,大力推行土地批租、招商引資的市長雷聲因此受到質疑和人身攻擊,被斥為“批租市長”,以致驚動了上級領導,停止了土地批租。但雷聲不改初衷,在澄清事實和一再陳情后得到上級和同級的理解,實施了規范化、法制化和宏觀調控的政策。小說以此為情節主線,塑造了敢于探索、勇于實踐、親民為民的改革者形象。小說寫雷聲改變視察路線、突襲棚戶區,以及親自接待拆遷戶上訪者、解決民生疾苦的情節,尤其令人感動。

      小說追敘了雷聲在北大荒艱苦的知青生活以及他與老領導的忘年友情,為他堅毅果斷、不計私利的品格作了鋪墊。在刻畫雷聲這種性格的同時,也渲染了他性急沖動的一面。在私密關系上,他在與青梅竹馬的肖麗娜重逢后,也曾產生遭遇紅顏知己后難以克制的感情。而肖麗娜此時已有港商的身份,而雷聲也有妻室,因此,這段關系成為別有用心者制造謠言的口實。小說這樣來描寫一段未曾釀成嚴重后果的情感波瀾,并未損害這位改革者的形象,而是如實描繪了感情的復雜性和自律性,對情節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像雷聲這樣的改革者,以及小說中有點保守卻顧全大局、有力支持雷聲的市委書記朱理棟等,代表了執政者中的正面力量和后備力量,他們才是使城市重新煥發青春并在未來可能有更大作為的健康力量。

      相較于雷聲,副市長顧剛的性格更為復雜。就能力和魄力而言,他不在雷聲之下,而且在雷聲眼里,他還是悟性髙、辦法多、關鍵時刻能夠沖鋒陷陣的得力干將。但人有正邪兩面,在野心和私心的驅使下,正不壓邪,邪取代了正。由于他早就覬覦正職的位子,不惜糾集小兄弟們出謀劃策,呼風喚雨,設置陷阱,造謠生事,并利用土地批租的復雜性一箭雙雕,讓雷聲出紕漏,自己卻從中牟利。而雷聲卻渾然不覺,毫無防范之心。顧剛的惡劣還表現在陪曹市長訪港時,誘使他接受貴重禮品,在鼓勵他接受異性按摩時又偷偷錄像,還派狗崽隊偷拍雷市長去肖麗娜住處的照片。這種卑鄙的行徑暴露了他奸詐小人的一面。小說中顧剛是因受賄劣跡敗露而被偵查判刑的,以他為主的情節副線反映了干部隊伍腐敗的一面以及人性的頹敗與墮落。但作者在塑造這個人物時沒有流于公式化、概念化,而是寫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形象。顧剛利用土地批租和分管城市建設的機會,私自進行違法亂紀的權力尋租,中飽私囊,嚴重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作者塑造這一形象具有相當的典型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腐敗的嚴重性和反腐的緊迫性。

      在小說《雷鳴時分》 中,雖然市委書記和市長都是廉潔自律的,但他們在最可能產生權力尋租和滋生腐敗的土地批租中缺少警惕,沒有嚴明紀律,沒能嚴格管理和及時發現問題,而是過于相信、過于依賴自己的副手,應該說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小說雖然沒有明確表現他們在這方面疏于管理的缺點,但也恰恰如實反映了一種由來已久的現狀。

      作為一個初學的文學寫作者,錢景林一出手就寫了一部反映國際大都市改革開放的長篇小說,表現了觀念的沖突、思想的交鋒和靈魂的搏斗,以及一場史無前例的城市改造攻堅戰,成功塑造了幾個城市高層執政者的生動形象,情節引人入勝,立意也頗高遠。

      《雷鳴時分》的出現還說明,文學創作需要有更加熟悉這個時代并有志于文學的人加入,他們的加入將使文學更具時代感。當然,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論題,對于不同的作家來說也會因人而異,但不論距離的遠近,都需要有關懷現實的精神和勇氣。

      長篇小說是一面多棱鏡,《雷鳴時分》中如果能再多一些城市生活的側面,對人生有更多的洞見,對城市的發展和建設有更多的反思,不滿足于盡寫已經發生的事,也寫可能發生的事,那就會更加出色。期待錢景林以更強的文學表現力和對生活的洞見完成他的上海三部曲,讓我們進一步感受時代脈搏的有力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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