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治辰】寫青春從來不是犯忌諱的事

2016年12月09日10:01 來源：上海作家網 作者：上海作家網 點擊: 次

我讀路內的小說算比較早，因為一直保持閱讀《收獲》、《人民文學》、《上海文化》，所以最早在《收獲》上讀的《少年巴比倫》，可能我跟馬小淘老師觀點不大一樣，我覺得我打開方式不對，讀完《少年巴比倫》并沒有特別喜悅，作為一個80后的讀者，這樣的小說總給我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一方面因為我們大概是跟著新概念作文大賽一塊成長起來的一批人，這樣的腔調看過很多，并且在這里面其實我在路內的小說里面經常看到路內筆法之外的一些痕跡，比如說追隨三部曲里面，不能說非常明顯，那種王小波的痕跡，云中人讀著村上春樹感覺就出來了，包括在讀《慈悲》的時候，第134頁有句話，根生跟玉生說，“說玉生了解我，我很高興”，我想到了小說《繁花》，在讀這些細節的時候，心里就有點過不去，包括我當時覺得不大舒服的原因，是在于那本小說太飽滿，太荷爾蒙，剛才雷達老師說簡潔的有骨頭沒有肉，但是我倒是覺得如果雷達老師看了前面追隨三部曲，會覺得肉是不是太多，反而對比現在，倒是覺得路內從最早追隨三部曲到今天的《慈悲》一直在選擇一個適合自己小說主題的形式，恰恰在寫《慈悲》這樣小說的時候需要簡潔。

為了開這次會，我把路內的小說又讀了一遍，除了《天使墜落在哪里》沒有找到以外，圖書館里路內的小說都讀了一遍，全讀下來之后有一個跟白燁老師說的現象相反的感覺，在看完路內所有小說后有種反過來的想法，尤其把《慈悲》放在整個作品系列當中更能看到這個價值，我當時對于所謂寫青春的小說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見，是因為這樣的題材會阻礙我對一個作家的追蹤和閱讀，實際上寫青春從來不是犯忌諱的事，或者說是非常正常的事，后來我還發現，四大明著中至少有75%都是寫青春的。遠的不說，從新文學傳統來說，五四之后考慮青年問題一直是非常嚴肅的問題，這個嚴肅的問題一直延續到建國之后，我們對青年的書寫，對青春的書寫大概在90年代后期有一個轉變，比如我在看路內追隨三部曲中《少年巴比倫》的時候，跟50到70年代寫共工廠寫青年的小說有很大的不同，我們要如何在工廠范圍內教育青年，青年都是希望，甚至有很多人討論80年代前半期的寫老年的，但路內這一代寫作者，青年并不代表全是前進的力量，有些青年是頹廢的代表，我們在路內的這本書里看到是個人非常荷爾蒙，非常頹廢的一些東西。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轉變？以及這樣的轉變為什么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我覺得這就是《慈悲》的價值，和路內前面所謂的青春小說連在一起，我們會發現《慈悲》這些主題，包括《花街往事》中嚴肅主題就埋藏在工廠當中，到了《慈悲》有一個總結，閻連科老師他寫過一個人從成熟慢慢變到胎兒的過程，路內的小說連起來看實際上他也寫了一個過程，寫了這些青年在后來怎么就變了，那些技校曾經是我們非常重要的青年教育的一部分，路內是非常有意識寫自己的作品，我不能說這個變化是好還是壞，我肯定不如各位在座老師更有發言權，但是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樣的一個變化，在文學上起到的作用，當初那些寫工廠青年的作品不復存在了，當我們再寫青春的時候就變成了陸小路的青春。我記得剛剛某位老師提到一種計劃性的寫作是非常重要，我發現路內是這樣寫作的，所以我有理由期待他后面的作品會更加有沖擊力，更加照亮他前面的作品，解釋他前面的作品。

最后談一下我對慈悲的小理解，剛開始拿到小說的時候，一直不理解為什么叫《慈悲》，這個詞確實太大，缺乏解釋力，讓你讀完小說之后會思考為什么起了這樣的題目。但在回想時，使我對小說的想象、解讀有了更深的思考空間，其實如果參照路內自己的解釋，他并沒有解釋慈悲是什么意思，包括書中的假寺廟，這里的慈悲可能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接受，每個人包括水生，包括師父在那樣一個時代里面，他們都在做，比如說申請補助，但是你會發現這里面人物都發現了一個大錯，像蘇小東這樣的人利用秩序，但是不認可秩序背后的邏輯，相當于他要了孔子的理，不要孔子的人，這種人是非常非常可怕，就會變成偽君子，像水生和老師父這樣的人一直是信服背后的理和背后的人，問題是時代在變化，這個時代的變化恰恰讓他感傷了，剛才老師提到辜負這個詞，可以用來解釋這個問題，這些人一直被辜負，一直在錯位當中，在錯位當中他們怎么辦，他們跟余華的那些人物應對方式不一樣，他們不是悲觀的，不是對抗的，甚至不是倒霉蛋，包括水生最后過的不錯，把我們的廠終于認定為他們的廠之后可以幫人家搞垮他們的廠，其實他過的沒有慘。

但是也有一種慘在路內的小說里面，其實他寫的比較真實，每一個人隨著時代的變化，看上去失去了一些東西，同時總能在這個時代的縫隙中生活下去。路內說他不相信假的寺廟，他覺得假的寺廟不提供救贖，路內不相信假的救贖意味著他已經從一個五四時代的寫青春，到新中國的寫青春，到他只能這樣寫青春的過程當中，我們的現代性實驗是走向了一個虛無主義，是走向了一個不得不為之的，只能用慈悲的態度去對待這樣的一個近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