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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平:即便重疴在身,我也不是一個無用之人

    2016年06月29日16:23 來源:《最好的時光》 作者:簡平 點擊:

    簡平,是一位新聞記者和編輯,也是一位電影和電視劇制片人,他的作品獲得過“電影華表獎”、“電視劇飛天獎”和“電視文藝星光獎”。他業余從事寫作,以兒童文學和報告文學為主。同時,他也是一位癌癥患者。以下這篇文章摘自簡平的新著《最好的時光》?!蹲詈玫臅r光》作為一部自傳體的紀實散文,講述了簡平從2011年12月至2015年12月的4年間所經歷的充滿艱難、痛苦、悲傷,也充滿勇氣、信念、理想的日子。就像簡平所說的,“也許只有在生死交接的感悟中,才能體會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這個夏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加入了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

    一天,作家施月波女士與作家、藏書家韋泱先生來看望我時,向我說起了她罹患乳腺癌近20年來所經歷過的慘烈的痛苦,但是,她說她也得到了許多的快樂。我聽后很是驚詫,痛苦是如此凄然,哪里還會有什么快樂?她告訴我說,她病后就成了一位志愿者,曾擔任過楊浦區癌癥康復俱樂部的會長,這些年來,她向幾千名癌癥患者伸出援手,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吹绞┰虏樕鲜幯恼嬲\的笑意,我心生敬佩。施月波說,她要為我介紹一位同樣患有胃癌的病友,她說,同病種病友之間更加容易交流,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實質性的幫助。

    就這樣,經施月波的介紹,我認識了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所主辦的《康復通訊》的主編李輝女士。李輝已有20多年的胃癌史了,她也是一位知性女子,熱情,誠懇,善良,以助人為樂。我和她約在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見面。俱樂部位于浦東楊高中路2795號的希愛大樓里,我那天如約而至,不料辦公室里竟是空無一人。后來,我才知道,李輝之所以讓我那天去跟她見面,實在是用心良苦。

    那天,是俱樂部旗下的癌癥康復學校第八十三期學習班開學的日子,我去的時候,李輝他們這些志愿者都去張羅開學典禮了。我一路詢問,當我走進舉行典禮的會場時,立刻就被一股熱浪撼動了。

    李輝已在第一排為我留出了位子。我回頭望去,竟然有那么多的癌癥患者,他們都是這一期學習班的學員,也都是患病不久的新病人。學習班每期三周,病友們吃住在一起,由腫瘤專家進行康復指導,還教授適于癌癥患者鍛煉的郭林氣功。為了鼓勵病友提升士氣,先前的老學員紛紛上臺現身說法,其中有十幾位還表演了集體詩朗誦《昨天、今天和明天》。他們的朗誦并不婉轉動聽、抑揚頓挫,可以說只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在發聲而已,即便這樣,還并不清晰,但是,他們的聲音卻讓我感受到一種超乎尋常的力量。原來,他們都是喉癌患者,手術切除后都沒有了聲帶。最初的日子里,他們完全陷入了絕望中,除了病痛,不能再開口說話,這給了他們無比沉重的打擊。為了能與人溝通,只能隨身帶一疊紙頭,或者一塊小黑板,他們因此而感到失去了做人的尊嚴。為了能讓他們走出自卑的沉重陰影,康復學校教他們練習運用食管發聲,使他們得以重新學會說話。

    李輝曾做過廠里的廣播員,她為他們做朗誦引導。李輝告訴我,這是很艱難的學習過程,常常會練得咳出血來,而常人是無法體會那份艱辛的,如果沒有對生命、對生活的熱愛和覺悟,是不可能堅持下來的。我聽后,感到非常震撼,我覺得自己聽到了世界上最美的聲音了,因為他們賦予了聲音以生命的品質。

    開學典禮結束后,李輝還帶我去見了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的創辦人、會長袁正平先生。1980年,新婚才七天的袁正平因高燒被送進醫院,結果被診斷為晚期惡性淋巴瘤,并已轉移到髖關節。癱倒在病床上的袁正平想到了死,但最終他戰勝恐懼和絕望,奇跡般地站立了起來。袁正平病后每天堅持鍛煉身體,從一開始站立5分鐘就會雙腿顫抖,到后來可以持續4個小時。但他感到十分孤獨與自卑,在了解到其他癌癥患者與他有著相同的感覺后,他產生了成立抗癌組織抱團治病的想法。1989年,在上海北京西路一條弄堂內的送牛奶的小棚屋里,上海市癌癥復康俱樂部誕生了——這是中國第一個癌癥患者的草根組織,初創時只有10來個人,而現在已擁有10000多名會員。如今,這樣一種群體抗癌的模式已經烈火燎原,遍地開花,激勵著越來越多的癌癥患者勇敢、樂觀地生活下去。袁正平對我說:“這3年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調整好,加強鍛煉,防止復發和轉移,以3年來換得今后的30年,這是合算的。”李輝也對我說:“對癌癥患者來說,心態積極樂觀是最重要的,快樂可以提高免疫力,所以生了病后,應該腦子里每天只想休息,就想吃點啥,玩點啥;我們很多人都總結說,要做到這么三點:人要懶一點,嘴要饞一點,腦子要笨一點。”我想,他們是正確的,明智的。

    我當天便提交了申請報告,成為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的一員。

    古往今來,全世界的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醫學家……始終糾纏著一個問題,反復探索,雖說著作浩如煙海,但仍不得其解,繁瑣有加,那便是“快樂源于何處?”那天,當施月波跟我聊起她的痛苦與快樂時,說實話,我還沒有明晰的認識。而當我踏進上海市癌癥康復俱樂部,看到墻上寫著的一句話時,我覺得茅塞頓開,這個世界性難題已然破解——“人活著要讓自己有用”。即便重疴在身,或者深陷窘境,自己也不是一個廢物,一個無用之人,照樣可以去關懷和幫助他人,并且從中獲得生命的尊嚴和意義,這也便是最高境界的快樂了。

    每個康復俱樂部的成員,從根本上說,就是一位志愿者,他們的共識就是:哪怕只能微微一笑,也是給予世界的最大奉獻。

    我從參加癌癥康復俱樂部的第一天起,就感覺匯入到了一個充滿溫暖和快樂的大家庭里,我相信每個成員都不會否認從中得到了許多的幫助和鼓勵,我也同樣相信,沒有一個成員不想著要為別人做些什么。

    我所在的虹口區癌癥康復俱樂部的首任會長殷小玲女士很快就聯系上了我。殷小玲被稱作是“在手術刀上跳舞的抗癌明星”,我在魯迅公園中日青年世代友好鐘前一眼就認出了滿臉刀疤的她。殷小玲在1990年得了“癌中之癌”——鼻腔壞死性肉芽腫瘤,被醫生宣判只有6個月的存活期,但她在經歷了6次大手術后,奇跡般地活了下來。一次次的手術,讓原本美麗的她變得面目全非,但她也變得無比強大起來。殷小玲的郭林氣功是得到創始人、畫家、宮頸癌患者郭林女士的弟子親授的,所以深有感悟,因此,大家也很想跟著她一起練習,她便在魯迅公園設了教學點,免費指導俱樂部成員。我后來深得她好評,是因為盡管我動作做得不夠到位,甚至有一次“表演”給李輝他們看時引得哄堂大笑,但我一直堅持著,只要有空,總能在我家小區里的一條幾乎無人行走的小徑上看到我在鍛煉的身影。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網友的來信,他是從我的博客上得到我的電子郵箱的。這位網友是中國防災科技學院的大二學生,名叫田兆陽。他在信中告訴我,他患了胃癌,并做了全胃切除術。他說,手術后他就開始了化療,醫生說他得化療12次??伤F在越來越害怕了,每次化療都讓他感到無比痛苦,最近一次差點都受不了了,他都想放棄了,“意氣與肌體都已經讓我精疲力盡”。

    讀著這樣的來信,我非常難過,這個男孩正在如山花爛漫的年紀,卻在風華正茂的時候罹患癌癥,還遭受這樣的身心痛苦,實在令人心疼。我無法判斷他是否真的需要忍受非人的折磨做完整整12次的化療,但我想幫助他完成每一次的治療。

    我給田兆陽回復了一封郵件,我說,我決定當你每一次去做化療時,我都陪伴著你。我作出這個決定時,感受到無比的快樂。

    田兆陽生病后休學回到了山東德州老家,他的化療最初是在天津的醫院進行的,現在就在當地醫院做。我自然無法做到親自前往德州,但我想通過電話給到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撫。我跟他約定,他每次住院前先告訴我,然后在一整個療程中,我天天給他打長途電話,問候他,鼓勵他,讓他盡量放松下來。我跟他還在網上一起看女畫家、淋巴癌患者熊頓記錄自己與癌癥抗爭的連載漫畫《滾蛋吧,腫瘤君!》,這部漫畫是熊頓遞送給所有人的樂觀與溫暖,同樣在生命危在旦夕之際,表明了自己是一個“有用”的人。熊頓于這一年的11月病逝。3年之后的夏天,我坐在電影院里,觀看了根據她的漫畫改編的同名電影,我是最后一個離開影廳的觀眾,直到銀幕上走完了最后一幀片尾字幕,燈光大亮,我這才站起身來,我沒有流淚,填滿心中的都是當時她留給我和田兆陽的快樂和勇氣。

    就這樣,在田兆陽后面長達4個多月的化療期間,我每一次都成了他的電話陪伴者。那天中午,我照例給他打去電話,因為我知道這天應該是他最難受、毒副反應最嚴重的一天。結果,是他姑姑田曉暉女士接的電話,說他現在很難受,以致都沒有氣力接聽電話,我便讓他姑姑轉達我的問候。他姑姑這才知道,原來我與田兆陽有過這樣的“盟約”。后來,他姑姑也給我發來了郵件,她在信中說:“對他來說,醫院就是一種蠱,離開了才會高興,所以你每次給他打電話,他都特別開心,顯出難得的好狀態。在他心里,你現在成了一株大樹,他都有點依賴于你了,或許因為有了你,他對未來的希望多了亮色!”我想,其實,我并沒能為他做些實實在在的事,只是給他打打電話而已,但即便這樣,我每次與他通話都是充滿真心誠意的,能讓他在痛苦無助的時候感受到有一個人可以給他以精神的支撐,同他患難與共。這也就是“一份友情,一份動力”。

    終于,田兆陽完成了全部的化療,堅強地熬了過來。他給我打來電話,聲音里充滿了欣喜。他說,你知道嗎?我的勝利就是你的勝利,而你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有一句拉丁文 uva uvam videndo varia fit,意思是說一棵葡萄樹看見另一棵葡萄樹變色,就會跟著變色。然后,他又跟我說:“最近看到一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我不敢談英雄主義,但可以向這個方向去努力。”我一邊聽著,一邊流下了無聲的淚水。我想,事實上,我們所謂的勇敢和堅強,都只是出于無奈,我們本不是什么強者,我們也害怕別人稱我們是強者,因為代價太大,承受不了,只是在走投無路中,也只有這樣一種于己于人最好的選擇而已——說實話,我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愛著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

    我跟田兆陽保持著電話聯系,直到他重新返回校園。

    我們如此同甘共苦,卻從來未曾謀面。一直到2014年3月,我們終于在北京碰頭了,那天,京城在多日霧霾后一展碧藍的天空,我約他一起去鑼鼓巷游玩,在那里我買了一只碩大的拼版地球儀送他,我真心希望有朝一日他能走遍世界。

    (摘自簡平所著《最好的時光》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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