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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0:48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張麗軍 點擊: 次
《慈悲》建構和闡釋了一種平等互愛、不慕富貴也不畏窮苦、安然處世的中國民間的“慈悲”
從魯迅的阿Q到茅盾筆下的“老通寶”，從巴金小說中抗戰勝利了卻走向死亡的汪文宣到質疑“為什么沒有我的吃食”的月牙兒，從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到賈平凹的《秦腔》，這些作品都描述了百年來中國人的苦難。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與梁鴻的《出梁莊記》展現了新世紀鄉村青年進城生活的艱辛，此次70后作家路內的《慈悲》描述的則是當代城市工人群體的生存困境，這在一個鄉土文學占據主體位置的文學譜系中，尤為可貴。
《慈悲》講述了曾經的饑荒悲劇，書寫了當代城市工人的生活困境，更以鋒利的筆觸刻畫出這一群體的精神圖景。來到城市后，叔叔對水生說：“吃飯不要吃全飽，留個三成饑，穿衣不要穿全暖，留個三分寒。這點饑寒就是你的家底。”結婚后，妻子玉生說，“窮人沒有讀過書，文化夠不上，但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死了要有死了的樣子。爸爸說，如果倒在街邊死了，無人收尸，那不叫窮人，而是路倒尸、餓殍、填溝壑。窮人也要死得體面，子孫要讓先人體面地待在陰間，這就是家教”。“家”之“教”，乃具體而微的“國”之文化。水生就在親人的教導下開始了以苯酚廠的毒為“家底”的新城市生活，以“家教”方式祭奠逝去的父母和岳父，乃至工友汪興妹。這是一種精神意義的“成人”。
“是根槍就要立起來”，這是師傅對水生出徒時的一句交代。如果說叔叔、妻子告訴了水生如何對待生活和親人的“家教”，那么師傅幫助徒弟根生、水生等人的方式，則讓水生體驗到了一種極為珍貴的友情，一種基于共同苦難的、相濡以沫的“悲”之“慈”。具體說來，就是工專畢業的水生能言善辯、審時度勢，一次次為困難工友申請補助，幾乎從不失手，但從未自己申請過；對工友提出調換工作等要求，水生也是盡量幫助滿足。水生不僅為自己車間的工友申請補助，而且積極謀劃為不是自己車間的、“文革”受迫害斷腿出獄、生活沒有著落的根生申請到了長期補助。這中間穿插了水生叔叔去世、老家送葬、收養女兒復生和妻子逝世等一系列家庭生活的變故。看似波瀾不興的生活處處存在著暗礁和險灘，水生不僅自己小心翼翼地度過了一場場劫難，而且以自己的一己之力、一己之善守護著全家人和車間工友的安寧與尊嚴。
讓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獲得應有的尊嚴和呵護，這是水生從師傅、叔叔、妻子那里學來的“家教”，是一個當代中國城市普通人基于共同艱難生活的、實實在在的“悲”之“慈”，而不是那種超越個體力量、高高在上、俯視一切、悲憫一切的虛幻拯救與憐惜施舍。可見，《慈悲》建構和闡釋了一種平等互愛、不慕富貴也不畏窮苦、安然處世的中國民間的“慈悲”。小說結尾，女兒復生在祖墳前躍動的身影如同一頭健壯的母鹿，重新找到的弟弟則看破生死皈依宗教，水生要把玉生和父親的魂靈帶回老家安息。這無疑是傳統的回歸與“家教”的傳承。
就一部當代中國城市工人生活史而言，《慈悲》的歷史視野、時間跨度和敘事密度是不錯的，但就歷史的縱深度、生活的廣闊度和故事沖突的尖銳度而言，依然是有所欠缺的。“大饑荒”“文革”“下崗”，哪一個不對當代中國工人的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小說將主人公局限于某幾處，而沒有充分打開歷史、走向人物的靈魂深處。這是對路內這位年輕作家創作的苛求，也是對他的期待。
百年來中華民族雖然經歷了一次次的劫難，但始終生生不息，苦難之中屹立不倒，其精神隱秘就在于魯迅所言的“中國的脊梁”，在于老舍所塑造的有尊嚴的“老北京人”，在于每一個普普通通中國人身上源于大地深處、源于苦難生命體驗、來自人間生命個體的慈悲。正是借助于這種生生不息的“家教”，這種“悲”之“慈”，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及其個體生命，才獲得了生存的硬氣、英氣、尊嚴和大地般的無窮力量。這正是《慈悲》所要傳達的中國人的生命情感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