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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1:08 來源：新民晚報 作者：朱凌 點擊: 次
歲末年初，作家路內喜事連連，在和屠呦呦、賈樟柯等十人一同被評為2015南方人物周刊年度魅力人物之后，新作長篇小說《慈悲》的單行本在2016年1月問世。有媒體評價這部作品可以媲美余華的《活著》。而路內說，自己一定能寫出更好的小說。
虛構的小說里
有真實的故事
路內的新作《慈悲》，故事發生地依然是讀者熟悉的“前進化工廠”，可是故事所發生的年代變了，人物也變了。以往，路內筆下的故事，大多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左右。《慈悲》則往前推了，從“路小路”們的故事，變成了“路小路”們父輩們的故事。作家路內試圖用一種不同體系的寫作方式，來闡述自己、建立自己。
雖然《慈悲》的故事敘述的是一段路內自己沒有經歷過的歷史，但小說中卻有大量的“真實事件”，那些當事人就鮮活地存在于路內的生活圈。“小說里，主人公水生用民主選舉的方式，去為車間里的同事爭取補助。那就是我父親當年的故事。如果不是聽他告訴我，我根本編不出來那樣的情節。”路內說，在聽了父親的故事之后，他還從其他人那里了解到，上世紀80年代，在上海的工人群體中，這樣的事情確實存在，“所以說，這一段內容是既有人物原型，也有歷史原型。”
小說的結尾處，水生的弟弟頭上燙了七個疤，有讀者認為這是路內憑空編出來的——怎么可能一個人的頭上頂著七個疤？路內說：“這樣離奇的狀況，我要是沒有見過，怎么敢這樣寫？”
《慈悲》里的人物，被賦予了工人、工程師等不同的身份，可在路內心里，他們本質上還是像農民。“農民的特質我們大體上都了解，他們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礎。當下中國的情況更為擴大化，幾億農民成為了工人。小說中的他們，處于一種努力活著又安然赴死的狀態，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可悲的，一方面也保存了基本的尊嚴。在沒有辦法的辦法中，他們找到了一個較優的方案。某種程度上，他們是那些看著阿Q去死、也看著夏瑜去死的人們。”路內說。
四個月完成《慈悲》的寫作，這個速度，在路內的創作經歷中，算是比較快的。他說，相比之下，以往的那幾部長篇寫起來更有壓迫感，每一次都是向高處的挑戰。而這一次寫作，更像是一個反復甄別的過程——從大量可寫的素材中選出合適的，讓故事看起來不庸俗、不輕佻。“寫到一半的時候，我還曾經因為感到自己把故事寫庸俗了，而推翻了自己，重新寫。”路內說。
長篇的影視版權
一定要“慎賣”
這兩年，隨著中國電影票房節節攀升，大量的資金涌向電影市場，尋找好故事，成為許多影視公司的重要工作之一，在這過程中，大量的小說被影視公司買下版權，改編為影視劇。由路內的小說《少年巴比倫》改編的同名電影，去年入圍了好幾個電影節新人單元的提名，成績斐然。作為小說原著作者，同時也參與了編劇工作的路內，卻有另一番滋味——拍的過程中，路內去了片場，然后，經常被氣樂。
“這部電影的籌備有點倉促，他們沒有意識到，拍一部上世紀90年代的片子，道具、舞美的準備工作并不比拍一部清宮戲要少。”路內說，“比如，電工用的梯子，必須是木頭的，可是拍攝現場道具給準備的居然是鐵質的梯子，我說這肯定不行的。導演當時就要瘋了——因為拍攝工作已經開始了，最后只能硬著頭皮上。”
還有一回，有一場戲對白有些問題，導演卻對路內說：“路老師，這個沒關系的。”正說著，一片烏云飄來，導演興奮地甩掉了手里的劇本，大聲招呼演職人員趕緊開拍。留下路內在原地傻了：“那臺詞還沒有弄好呢！”
后來，路內和其他的導演聊起此事，不料，對方竟是贊同那位導演的做法。“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和導演是在兩個平行空間里，他想的東西和我想的東西完全是兩套。”
電影拍完后，路內回過頭來想想，也就不氣了。“一部電影，這么多投資下去，他不拍一個爛俗喜劇去掙幾億票房，卻拍了一個相對有追求的電影。”但他也善意地提醒那位年輕的導演，“如果在藝術上更講究一些，說不定就不只是提名，而是能夠拿獎了。”
不過，路內也說，今后對于自己的長篇小說的影視版權，一定要“慎賣”。他說：“電影是導演的作品，作為小說原著作者我并沒有對作品改編電影有什么主觀上的特別要求。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有其自身的規律。作為一個電影愛好者，我希望看到技術上、思想上都能過得去的作品。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說，被改編成了一個惡俗喜劇。”
至于如今火到不行的熱詞“IP”，路內并不以為然。“這事情對一部分人來說很重要，比如書商、暢銷書作家、網絡作家。實際上，IP這個概念和大多數作家是沒有關系的，作家可以談論IP就像作家也可以關心房價、股票，但這不是文學范疇內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