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這次受邀參加論壇的海外作家幾乎都與上海有著特殊的緣分，他們或是原籍上海，或曾在上海求學或工作。

　　在暨南大學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王列耀看來，海外華人文學的創作題材大致兩種，一是以他者的身份觀察海外，書寫海外生活之艱辛，二是以漂泊者的情懷敘說故鄉和家園，書寫記憶中的中國。但日本華文作家華純卻是一個例外。 

　　華純于1988年憑借長篇小說《沙漠風云》登上文壇。這部作品以“治沙”為主題，入圍首屆全國環境文學優秀作品獎。她以“地球人”的身份進行寫作，不寫個人的悲哀和愁苦，而寫地球生態和環境保護。 

　　“我們都知道中日關系特殊，很多有關日本的言說 ‘不知者無畏也無懼’，所以我們看到了很多神劇，我們的讀者和觀眾也已經習慣了一種表達。但這批真正在日本的華人作家，他們反而難以言說，陷入很深的壓抑和困境里。”王列耀直言，日本華文作家要面對歷史記憶和現實創傷的糾葛、民眾情緒和在地經驗的糾葛，“他們用華文寫作，最大的讀者群在哪里？還是在中國，所以他們這種言說的窘境就非常明顯，尤其是他們如何去表達真善美？”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很多歐美華文作家要努力找題材，找故事，可是日本華文作家憋了一肚子故事說不出來。”王列耀如是說。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文壇出現大量的留學生創作的文學作品，大多是發泄個人情感，反映留學生活帶來的傷痕和異域文化碰撞的痛苦。同時也出現了描述‘文革’災難的作品。我個人其實也有過控訴‘文革’的愿望，有過多少次沖動想把它寫出來。但是面臨地球急于擺脫困境的今天，我感到比私我命運更為重要的是地球的命運。”這已經不是華純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與個人和家庭命運相比，地球與全人類的命運更為重要。 

　　“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以為文學是一種真理的聲音，一種道德的聲音，充滿力量。在這以后，很多作家都有一種失敗感，開始回到人的價值，人的權利，當然也回到人的弱點，比如留學生文學，它除了是一個時代，和我們這一代人沉淪掙扎的表述之外，也難免會成為個人感情發泄的文字，忙于描述個人的局部的境遇而缺少了一種文學的敏銳性。這樣一來，很可能丟掉了傳統文學的基本使命感。” 

　　華純稱：“文學其實不能拯救世界，它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呼喚和拯救人的靈魂。華文文學本身不是文學的新內容。但不管怎樣，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通過作品來關注人類的困境，關注人性的問題。” 

　　移民文學特別有未來 

　　在論壇出席者中，北美華文作家占據了很大一部分。美籍華文評論家、國際新移民作家筆會會長陳瑞琳尤其對北美華文女作家進行了分析與評論。在她看來，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特別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正面書寫異域生活的文化沖突，二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進行獨特的中國書寫。“前者為 ‘離散’的經驗，后者為 ‘回歸’的反思。”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北美華文女作家的創作更成為中國與世界溝通交流的文化橋梁。陳瑞琳說，今天的海外漢語女作家已經擺脫了早期創作的“無根”之痛，也逐漸消解了游子思鄉以及生存壓力和文化沖突的窠臼，開始更多地把關注點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國家、超越種族的人性與人類關懷，努力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但陳瑞琳也直言，雖然漢語是目前全世界運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壇，華文文學依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學。“無論語言成就還是精神思想，都還沒有抵達世界文壇的高峰。我認為這需要兩個途徑，一個是國內作家的努力，一個是海外作家的努力，互相為鑒，才能打造當代華文文學。” 

　　“我這些年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要讓華文文學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陳瑞琳動情地說，她特別理解一些華文作家明明英語很好，卻堅持漢語寫作，“因為只有在漢語里才能找到回家的感覺。” 

　　“在我出國最苦、最難的時候，是漢語安慰我，給我一條船，讓我回家。我第一次在北美一個餐館打工時，一個老頭留下一份報紙，我拿著報紙熱淚盈眶，那是我（出國后）看到的第一份中文報紙。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代人和漢語的關系是融入血緣的，不可分割的。” 

　　論壇現場唯一一名馬來西亞華文作家戴小華也一直努力推動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發展。2001年，她出版了十巨冊《當代馬華文存》，2004年又出版《馬華文學大系》。她說：“文化工作看似沒有價值，但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自此以后，我就無怨無悔了。” 

　　陳瑞琳認為，她們實際上都屬于華人移民文學。“移民是全世界人類文化史最大的現象，是移民造就了今天世界的格局，是移民促進了民族的發展，是移民導致了文化的交流，所以我覺得移民文學是特別有希望、有內涵、有未來的文學。我們看很多作者，今天生長在非洲，明天成長在歐洲，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這樣的作家我想會成為未來的一種趨勢。” 

　　中國當代文學的空間正在擴大 

　　“我一直認為，所謂的世界華文文學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針對華文文學的范圍界定，上海作協副主席、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說，“我認為新移民文學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中國有部分作家出國了，但不能因為他們出國了，就說作品是外國的了。在世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國籍不重要，語言和文化更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華文文學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陳思和看來，中國當代文學正處于瓶頸期。“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是從五四開始的，它與傳統文學自然而然產生的狀態不一樣，是在巨大人為推動下產生的文學。這場文學運動要求學習西方，把托爾斯泰、歌德、雨果搬過來，模仿他們進行創作。這種文學充滿才華，對社會具有沖擊性，是屬于知識分子的文學。所以它排斥那些伴隨生活自然出現的‘通俗文學’。” 

　　“但到了新世紀以后，有了網絡和新媒體，許多人都參與到文學中。文學不再僅僅屬于知識分子，而是還原到傳統的文學狀態了。但我們還守著原來的觀念，認為按以往五四的觀念做出來的才是文學，否則什么都不是。但現在，這個觀念已經不攻自破了。”陳思和提及，如今80后、90后都在寫自己的小說，有自己的活法，“所以這幾年我們認為的中國主流文學，變化非常大，產生了很大的分化。” 

　　“這個時候，海外文學出現了奇跡。大陸第一代移民的苦日子已經過去了，新一代移民們開始功成名就了。在我的感覺里，我們中國文學的空間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在全球都有它的影響。這也是我們今天重視海外華文作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