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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對談
     文學的磁性吸力
    來源:周勵

      


      我的自傳體小說《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由北京出版社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出版,其中《紐約商場風云》刊登于《十月》雜志1992年第1期。我是屬于自由投稿。當年我常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圖書館和紐約中國城東方書店閱讀國內文學刊物,喜歡在東方書店購買《十月》、《收獲》,記得有一次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苔之歌》,感動得流淚滿面,愛不釋手。91年我寫完《曼》書序言和第一章后,翻到《十月》刊物最后一頁印有的電話和傳真號碼,就把代序和《紐約商場風云》稿件傳真發給了《十月》,還附加了一封信詢問是否能夠“一字不改地發表”,然后就急忙去開會處理生意了。沒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十月》編輯王洪先四頁傳真紙的熱忱回音,他寫了大段讀后感并一口答應:一字不改,下月即刊登。以后的幾個月中我陸陸續續寫了《童年》、《少女的初戀》和《北大荒的小屋》,當編輯部收到《北大荒的小屋--于廉,你在哪里?》后,立即決定刊登在《十月》3月號上。在繁忙的業務活動中,我又一氣呵成寫了《留學美國--遇到一個藍眼睛的歐洲小伙子》和《曼》的最后一章。書名是根據80年代末紐約客戶對我的稱呼,那時在紐約商場的中國女人不多見。


      92年初回國洽談業務,我抽空專程去京拜訪了《十月》謝大鈞總編和責編王洪先,并且與北京出版社簽了10年5萬冊的合同。沒想到這本書于7月出版時引起了轟動,最后竟發行了160萬冊。


      我喜歡閱讀、寫日記和作讀書筆記,這是在小學養成的習慣。那時候老師喜愛在課堂讀我的作文。有一次外校校長來小學三年級聽課,老師讓我們解釋唐詩《漁歌子》中“桃花流水鱖魚肥”一句。我喜愛的中隊長舉手說:“那是樹上的桃花倒映水中,鱖魚游弋的情景”。很美!但也許可以更美……我舉手說:“那是樹上的桃花瓣飄落水中,鱖魚追逐花瓣的情景。”漂亮的語文老師拋給我一個媚眼,讓我永遠記住了那一課。


      上海的童年,多么美好的記憶!還記得小學畢業時,班主任在我這個中隊文體委員的《學生手冊》上寫的評語:“愛憎分明,興趣廣泛”。光陰似箭,如今我已有了兩個第三代孫輩。回想起來,早期兒童教育與文學啟迪,對人一生一世的命運是多么重要!


      


      紐約的春天,是最容易叫人回憶往事的。清晨,一層稀薄的水氣從中央公園黑色的土地上冉冉升起,把解凍了的大地氣息--那種清新愜意而又濃郁醉人的春天的氣息,混雜著初春的郁金香的芬芳,散布到空氣中去。我時常感到同這微妙的氣息一起沁入我心中的,是那種充滿了不安的期待和朦朧預感的春愁,以及想要做什么的一種激動……


      在那一瞬間,我想起在上海常熟路瑞華公寓,我在日記本上隨手寫下的這樣一句話:“我厭惡灰黯無味的精神生活!我不斷地追求著激情的迸發和感情生活的滿足。我渴慕友誼,渴慕愛情。”這一切都是從童年開始的。


      黑格爾說:“一個有個性的藝術典型,可以有許多相異的性格特征,可以是許多相互矛盾的性格特征的充滿生氣的總和”。我曾在《魯豫有約》訪談節目中談到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回顧了當年兩手空空來美國讀書及推銷中國產品的艱難。我喜歡米勒對自己的第一個百老匯舞臺劇All My Sons(《全是我兒》)所作的評價:“一個可以在舞臺上猶如一座巨石站立的劇本--一個不能否認的存在的事實。”


      我佩服米勒的坦誠和直言不諱。有一次在中國,我去上海徐家匯美羅城書店閑逛,看到《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新版被放在外國文學書架《呼嘯山莊》和《簡愛》之間,我想買幾本,營業員對我講:“現貨都賣完了,那是樣本,不能賣給你的!”這時我想如果1985年錄取我的紐約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研究生系主任看到這情景,一定會高興自己當年慧眼識珠,給我這個抹紅藥水的醫務室醫生寄出了一份比較文學研究生錄取通知書。盡管我沒有去上他的課,而是轉學商學院的MBA課程,但文學之花還是本能地開放了。“一個可以在舞臺上猶如一座巨石站立的劇本--一個不能否認的存在的事實。” 太棒了!一百年以后,當我不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我將從天堂感謝那位錄取我的美國文學教授,并與人世間每位《曼》書讀者繼續心靈交流和對話,就像我現在關注來自社會底層的阿瑟·米勒一樣!米勒自幼在紐約哈萊姆區長大,經濟大蕭條時期父親小生意斷了路。他充滿了郁悒無奈的劇本《全是我兒》和《推銷員之死》都是父輩生活的真實寫照。《推銷員之死》經達斯汀·霍夫曼主演,一炮打紅,多年后他娶了好萊塢性感美女瑪麗蓮·夢露為第二任妻子,一時成為世界頭號新聞。當90高壽的米勒在紐約去世時,《紐約時報》用整版篇幅紀念他,其中引用了一句他年輕時的名言:“……我一想到這它(指《推銷員之死》)就感到性欲沖動。不可思議的是同時感到對所有女子的愛,我開始領悟到:真正的藝術必定乃是一陣愛欲上的充溢。”愛欲,想必也包含著一種對生活的摯愛吧!


      米勒,從一個生長在哈萊姆貧民窟,兩手空空的窮光蛋,直到成為美國最具盛名的劇作家,這本身就是激動人心的“化學機制”和“磁性吸力”!


      作為一個旅美作家,我喜歡仔細嗅聞這些化學機制,看看這座城市是如何催生一批又一批阿瑟·米勒的!在中央公園南湖--塞林格的《麥田捕手》有大段令人捧腹的關于野鴨的描述--當我徜徉于湖畔草地,總有一個頑固的念頭:如果維吉尼婭·沃爾夫不是住在郁悶的倫敦郊外,而是住在中央公園附近,住在紐約這座美妙的大都會,聽歌劇逛公園,與朋友吃吃喝喝,然后在靜謐的夜色中開始寫作,我敢拿腦袋擔保她不會把石頭揣在懷里沉河自殺!最近和張翎在三亞討論維吉尼婭·沃爾夫的《達洛維夫人》、《女人自己的房間》,我們一致贊嘆她的才華,扼腕她的瘋狂與不幸。


      我常在周末假日開車去探訪那些在少女時期的夢中如此遙遠的作家故居,追蹤諸如海明威、馬克·吐溫、阿瑟·米勒、德萊塞、莉蓮·赫爾曼、杜魯門·卡波特、田納西·威廉姆斯、菲茨杰拉德等作家的足跡。如今,我好像隨時能看見他們的身影,他們在等街口紅綠燈,在酒吧高聲暢談……我仍然能聞到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那些令人著迷的“化學機制”,使我隨著他們在心靈舞臺再次起舞。大部分人在心靈上常常是睡著的,所以我們需要文學。記得《教父》作者、南美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描寫自己訪問福克納故居時曾淚流滿面,他說:“福克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誘惑力的作家……他專注于發掘人類精神自相矛盾的氣質。”略薩有一段關于種族見解的話,時而會在紐約街頭消防車、救護車的雜亂鳴叫中于我心頭響起,讓我全身每一個細胞充滿愉悅:“……我告訴上校,我不知道他要了解南方黑人什么?我說任何人都是他自己不可思議的,終將帶回自己墓地的謎團,但我不知道皮膚顏色會怎么影響這個謎團的清晰與晦澀。”這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風采。


      我,一個黃種人,能夠在美國這片土地上無憂無慮地尋找我的精神家園,說到頭來與我的皮膚顏色毫無關系。這就是美國的魅力。福克納的《喧囂與騷動》中有許多冗長的意識流式內心獨白,我有時與旅美學者董鼎山先生討論。有一次國內一位記者上門要求采訪董先生,九二高齡性格直率的董老問她:“您看過我的書嗎?”,那位打扮時髦的女記者回答:“沒有。”董鼎山立即說:“抱歉,請您回去。我不接待任何沒有看過我書的記者!”事后,董老忿忿地打電話給我:“這真是荒唐!”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福克納或海明威的風格!寫到這里,想到董先生去世前把他畢生出版的二十余本書籍作為遺產送給了我,頓感無限思念。


      此時想起董先生與我談到的福克納另一名言:“每一個藝術家的目標就是用人工的辦法抓住生活的動態,把它按住不放;一百年后,有人探視,它又活動起來,因為它就是生活本身!”


      抓住生活的動態,按住不放!這就是我喜愛的寫作風格。


      


      在上海常熟路我的少女時期,我最喜歡的美國小說之一就是西奧多·德萊塞的《嘉麗妹妹》,還記得描寫嘉麗的第一章標題是:“磁性吸力:迷失在吸引力之中”。作品寫道,“嘉麗妹妹既不是好女人也不是壞女人,她僅僅對各種刺激做出自己的反應,就像向日葵那樣尋求自己的太陽。”


      1985年8月21日,我從上海登上飛機時,身上只帶著40美元。下飛機后正是深夜,我無依無靠,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正好見到有中國總領事館來接其他人的大卡車,我就如遇救星般地跳上去,糊里糊涂地進了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來,工作人員要我付22美元,把我嚇了一大跳!付賬之后,口袋里只剩下18美元了。而這點錢使我在中國總領館再住上一夜也不行!于是,我提起行李,邁出總領事館大門,就這樣開始了在美利堅的生涯。


      艾森豪威爾在總統競選辯論中講:“我們很窮,但是美利堅的光輝在于我們當時并不感到自己窮。”尼克松在總統就職典禮上講:“自由的精髓在于我們每個人都能參加決定自己的命運。”對我來講,這不是總統演講,而是詩,是生命宣言。而生活的饋贈往往遠高于文學的期待。有些人;像董鼎山遇到的那位記者,自己不看書、低閱歷,卻喜歡對陌生世界妄加評議。我曾在《魯豫有約》中講,《曼》書90%是我的真實經歷,其中包括了以下如夢如幻的非虛構部分:


      摸著兜里剩下的18美元走出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后,我坐地鐵來到中國城找工作,很快被介紹到一家美國商業巨頭家庭當保姆,從紐約飛到了佛羅里達州西棕櫚海灘,以后我在曼哈頓至西棕櫚海灘之間乘坐主人的私人飛機每周往返,為小主人當保姆。記得第一次在佛羅里達私人機場下機后,一輛黑色“勞斯萊斯”轎車把我們載到一幢奶黃色的古老豪華的城堡前面。我立即看到有一排穿著白色抽紗制服的女仆和打領結的男仆站在城堡前,和我在電影《蝴蝶夢》中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樣!司機停車打開車門,一位帶隊的女管家上前向費羅洛斯太太行了一個優雅的屈膝禮:“為您效勞,夫人。”我聽到她用很濃重的英國口音說。“這位來自上海的小姐Julia。”夫人指著剛從司機座旁跳出來的我說,“她是我剛從紐約雇來照顧小布拉英的。”她話音剛落,只見一個金發的六歲男孩從城堡的大門中沖了出來:“媽咪!……”他飛快地跑來,撲在母親懷里。


      我們走進了城堡,我這才知道剛才那個銅色的城堡大門只是個后門,而雄偉的前門,面對著佛羅里達碧藍的大海。如果不是到這里來為費羅洛斯家當保姆,我真要為置身于如此闊綽奢華、風景如畫的環境中感到一陣強烈的陶醉!佛羅里達的海水藍如寶石,沙灘寬闊又漫長,細軟的沙子在陽光下發出金色的光芒。從海灘到費羅洛斯別墅中間隔著一個花園,花園中是碧綠的草坪和十座歐洲18世紀風格的人體雕像。花園南部有一個游泳池--他們可以在海中游泳,也可以在游泳池游泳。花園北部是一個網球場,還有一個露天酒吧,在鮮艷的太陽傘下隨便放著幾把鵝黃色的帆布椅。“他們擁有大海!”我作為無產階級,既忿忿不平又興奮艷羨。


      費羅洛斯太太讓小布拉英帶我參觀每一間房間。我們來到底層兼做舞廳的大客廳,客廳中間有一架白色的三角鋼琴,在寬大的玻璃窗前,映襯著一片天藍的大海,使整個客廳看上去也發出一片瑩藍色。后來我發現這幢城堡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前面的全是主人住的,無論臥房還是書房,從每一個房間的窗子看出去都是一片蔚藍色的大海;后面那一部分則是仆人和司機、花匠住的,我的臨海臥房也在那里,我把《托福》、《走遍美國》和《戰爭風云》、《羅曼·羅蘭和梅森葆夫人通信錄》放在書架上。晚上好喜歡傾聽這嘩嘩海浪!這里連我一共有8個仆人。其他女仆則告訴我說費羅洛斯太太比較善良,她唯一的愛,就是她的兒子。她是費羅洛斯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原來是德國模特。她整天擔心費羅洛斯會拋下她在紐約去找別的女人。


      我在那里照顧小布拉英的起居,早早起來準備好早餐,送布拉英去一所貴族學校上學,然后和別的女仆一起干永遠干不完的清潔活兒。處處是擦擦擦、洗洗洗、刷刷刷。我不禁反復地想著列寧的那句名言:“家務勞動是使人變得愚昧的勞作。”可是你有什么辦法呢?不像一條母牛似的拼命干,你哪來錢去上學呢?


      兩個星期過去了。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看到了從紐約飛來過周末的費羅洛斯先生,他正在海邊花園的太陽傘下喝咖啡。我把牛奶壺遞給他,他的眼睛在我的臉上停留了一分鐘。他長得很丑陋,談不上一點兒美感。眉毛粗得像一頭鷹,眼睛深凹,深棕色,臉上的皺紋很粗,唇上是故作出來的兩撇濃須。眼皮惺忪,一看就是吸毒品的人(后來證實他每天吸大麻)。“Julia,你叫Julia嗎?”他問。“是的。”“聽我太太說你干得不錯。”他翹了一下戴著只大鉆戒的中指,輕輕彈著桌面。“謝謝你。”我討厭他輕佻的眼神。“朱莉亞,你好好干,我可以幫你辦綠卡。”他挪了挪身子說。我一聽就知道他在撒謊,他的眼睛后面還有一個眼睛,我快步離開。


      星期天的傍晚,他差一個仆人把我叫到客廳。窗外的海洋泛著黛色的波浪,一盞柔和的壁燈照著客廳書櫥中精裝的書籍和一些古董擺設。另一盞落地燈照著坐在皮椅中的他,他的皮椅放在那架白色的三角鋼琴旁邊。“費羅洛斯先生,有什么吩咐?”我問。他還是那樣死死地盯著我,我那時34歲,大約比他小20歲,是這里女仆中最年輕的。“費羅洛斯太太參加舞會去了。”他用緩慢的聲音說,一面撫摸著手指上的那顆鉆戒。“你看上去很伶俐。”他抬起頭望著我,“你會彈鋼琴嗎?”我這時看見三角鋼琴的琴蓋已經打開。在那一瞬間,我突然覺得此情此景就像《簡愛》中羅徹斯特和簡愛初遇的情景一樣,不過這是個什么樣的羅徹斯特啊!他苛刻,而且一臉丑相。“對不起,我不會彈。”我低著頭說了聲,然后轉身就走。“請停步!”我停下來,沒有回頭。“請你把我這個拿去洗洗。”那是他白天喝咖啡弄臟的一條白色絲手帕。我一聲不響,心懷厭惡,快速走出了客廳。


      那是名副其實、悲喜交加的“簡愛”歲月:每月一千美元包吃包住,置身富豪大宅,魔鬼訓練英語,難道這不是人生軌跡的奇妙閱歷嗎?


      休息日我滿大街跑想找一個中國人說中國話,可是在西棕櫚海灘、特朗普的高爾夫俱樂部會所四周還真找不到一個中國人!更沒想到這位“我們的鄰居”、集地產娛樂色情于一身的億萬富翁居然在2017年1月20日成了美國總統!1985年的夏天,那是何等奇特的文化沖擊呵,沒有中文環境,美國人相互罵人辯論的語言倒學會不少,這無意中幫助了我以后直接與第五大道美國客戶做生意辯論高低。當保姆的日子里,我每天寫日記和自己說美麗的漢語,日記中的許多內容后來都寫進了《曼》書(多年以后,我帶著女兒重返1985年夏天打工的西棕櫚海灘),終于,伴隨著嘩嘩海浪我拿到了第一個月的工資--1000美元,好高興啊!三個月以后,懷揣暖烘烘的3000美元現金我辭去了保姆工作,到紐約州立大學報到繳費,并根據朋友建議由比較文學碩士專業改讀了商業管理MBA。


      有朋友問:你做生意是否有老干部父親的背景?回答是不,零因素。原因很簡單,我父親官不夠大,而且他的理念與如今當官的完全不一樣。也有人問:你書中寫的文革中和巴金侄子一起探訪巴金是否真實?85年初你在深圳單槍匹馬組織《上海-深圳經濟信息交流會》是真的嗎?我回答是的。


      寫到美國經商,除了書中已詳述的,我還要感謝中國駐美大使韓敘,1986年春天他在我們學校商學院主持召開了《美中貿易發展論壇》,我由此認識了一大批中國各省市駐紐約的對外貿易優秀代表,以及他們身后龐大正規的國內貿易集團(公司),我們的合作拼搏、誠信友情延續了整整30年直到今天!現在寫來感恩在心,堪稱人生又一個繽紛奇跡!說真的,回憶往事,我對費羅洛斯太太、甚至對她那不懷好意的丈夫也充滿了感恩之情!


      


      大約兩年前,我第二次來到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頒獎大廳,一個人悄悄地走向講臺。突然間在我眼前浮現了幻影……一排排坐在這宮殿般輝煌的大廳中的不是衣香鬢影的西方紳士淑女,而是中國成千上萬的讀者,他們中有面部刻滿皺紋的老三屆,有剛走上社會的迷茫青年,有從農村跑到城市的民工,有剛剛踏入異國土地的留學生……他們在讀書,在思考著如何改變命運……我閉上眼睛,雙手在胸中合攏,耳畔是斯德哥爾摩春天的鴿哨聲……我腦海中浮現出了我所欽佩的美國當代著名作家邁克爾·坎寧漢姆在The Hours(《時時刻刻》)一書中描寫作家維吉妮亞·沃爾夫的一段話:


      清晨醒來,神清氣爽,腦袋在哼唱。今天早晨她能夠穿透混沌,疏導被堵塞的通道,抵達至善至美的境地。在她的體內,她能感覺她那幾乎難以名狀的另一個自我,她稱其為靈魂。這靈魂超越了她所有的智慧與情感,超越了她所有的經歷,如熠熠閃光的金屬脈絡貫穿了她的智慧、情感和經歷。她若是幸運,便能直接利用這一機能寫作,而在這種狀態下寫作,她能體味人生最大的滿足。想起這些話,我的心靈像一個嬰兒一樣純凈,充滿欣悅。我親吻了一下這個深棕色檀木的諾貝爾頒獎講壇。在這里,我敬仰的作家羅曼·羅蘭、福克納、邱吉爾、海明威、約翰·斯坦貝克、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他們拾步來到這個講壇,正是為了催生一批又一批人類靈魂的挖掘者--新的作家!雖然青年作家中的絕大部分距離這里極其遙遠且默默無聞,但宇宙蒼穹能夠讀出世代流傳下去的文字,激動過的陌生心靈在古老又稍縱即逝的時空一起輕輕吟唱,一頁頁書的扉頁如占星師的魔棒發出深邃的光芒,悄悄地改變著心靈和命運,這便是對作家的默默褒獎。我仰著頭依戀地倒退著離開頒獎大廳,耳畔響起福克納獲獎頌辭的回音:一個作家,充實他的創作室空間的,應當僅只是人類心靈深處從遠古以來就存有的真實情感:美、尊嚴、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


      在那個時刻,在瑞典皇家諾貝爾頒獎大廳,我的心靈激動沸騰。在北大荒大草甸放豬時,我靠幻想閱讀和背誦唐詩宋詞生活;到了美國,靠理想和闖勁打入美國時尚界;游覽世界時,到了俄羅斯,我就想當冬宮博物館或是彼得堡羅要塞的研究員,到了法國又渴望做法國近代史研究員,幾次去埃及迷上了古埃及考古學,更不想走了……無論在意大利、埃及,還是在敦煌、西藏,或是在印度甚至非洲等等均是如此。我常常疑惑:人人都像我這么充滿“沖動”嗎?我曾在埃及盧克索的燦爛星空下徒步來回,度過一個個激情不眠之夜;在挪威為了等待北極光差點凍壞了腳;在瑪雅叢林和金字塔頂研究古代瑪雅石雕時差一點從陡峭的石階上掉下來……


      最近,《文匯報》刊物上登載了我的好友曉林寫的回憶文章《瑞華,我們的烏托邦》,我的美好童年是在上海市委機關干部住宅大樓(原法國人住宅)瑞華公寓度過的,這個大樓住著許多身經百戰的老干部、長征干部、朱德總司令的馬夫,和將白求恩大夫從白區護送到前線的地下黨老干部……至今,我92歲的父親(母親89歲去世)仍然住在那里。我和我的小伙伴們在大樓花園里種下的小樹如今已長成參天大樹。我們演話劇,做好人好事,在上海市少年宮的六一晚會篝火中,大聲盡情地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而這首歌正是我們大樓的周郁輝叔叔寫的,如今已成了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2011年,當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金炳華在北京作代會歡迎海外嘉賓的一次午宴中問我:“周勵,請告訴我,你身上的東西,你的激情是從哪里來的?”我立即回答:“童年和閱讀!”


      


      初到美國當保姆的三個月,《羅曼·羅蘭和梅森葆夫人通信錄》是陪伴我的書籍之一。羅曼羅蘭的女友有著傳奇般的經歷,才華橫溢的瓦格納曾經和年輕時代的瑪爾維達(梅森葆夫人)發過熾烈的愛情,多年后瓦格納仍然滿懷深情地回憶:“她永遠是我唯一的愛;隨著歲月的流逝,我愈來愈感覺到這一點,那是我一生中的頂點。”歌劇《特里斯坦》中即有瑪爾維達的倩影在舞動。她年輕時也曾和尼采熟識,同時意大利革命家瑪志尼、俄國的赫爾岑,都是她的好朋友。羅曼·羅蘭從少年時起就深感需要一個互相傾吐、肝膽相照的好朋友。直到瑪爾維達站在他面前他才如愿以償,他們陷入了心境復雜的愛情之中。羅曼·羅蘭說:“這位女友是我的第二母親,她愛我,我也愛她,我們的感情充實而又篤厚……”在羅馬,我來到了羅曼·羅蘭和瑪爾維達傾心交談的客廳,一個圓形鏡框中是她少女時的相片,那雙美麗睿智的眼睛吸引過瓦格納、尼采、赫爾岑……我仿佛看到22歲的羅曼·羅蘭和70歲的瑪爾維達在親密地侃侃而談,探討人生。和米開朗基羅、拉斐爾一樣,心靈的諸多朋友陪伴我多次走遍羅馬!


      1990在法國,我去了喬治·桑在諾昂的故居。喬治·桑是19世紀杰出的浪漫主義作家,她一生追求個性解放,恩格斯曾經高度贊揚過她的作品。她一生漂泊動蕩,她那熱烈追求愛情和美好生活的火焰始終不減,但與當時社會的道德準則格格不入,每一次狂熱的愛情,帶來的只是更深的痛苦、矛盾、分裂……在李斯特的介紹下,喬治·桑結識了肖邦。每天晚上,肖邦在城堡底樓大廳中彈琴作曲,喬治·桑則在樓上埋首在一大堆創作稿紙中,他們相愛了八年,最后卻因生活瑣事不斷爭吵而分手,悲傷的肖邦不久便去世,他死前曾這樣形容喬治·桑:“奧羅爾(喬治·桑昵稱)的眼睛平時是黯淡的,只有在我彈琴的時候,這雙眼睛才閃閃發光,于是,世界變得明亮又美好,我的手指在鋼琴上彈奏,她的筆在紙上快速飛舞!她竟能一邊聽鋼琴一邊寫作……她答應過讓我死在她的懷中,現在她卻不會再出現了”在這間放置著肖邦常常彈奏的三角鋼琴前久久佇立,我眼前浮現了鼻子長得和肖邦很相似的、我的才華橫溢的鋼琴老師喬耐,我們那沒有成功的戀情;黃昏暮色射進喬治·桑故居空蕩的四壁,我好像又看到喬治·桑寫累了,走下樓來在肖邦伴奏下唱起她亨德爾的《綠葉青蔥的樹蔭》:“綠葉青蔥,多么可愛,我最親愛的楓樹,你照亮了我的生命。雷鳴閃電,或暴風雨都不能侵犯,從來沒有一片大樹蔭,有這樣可愛和美麗……”


      維克多·雨果的巴黎是與巴爾扎克、莫泊桑、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左拉、法朗士、都德、梅里美、司湯達的巴黎匯合在一起的。法國自由和自豪的精神與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密不可分!記得2015年初夏熏衣草季節,我探訪梵高故居環游法國,到了波爾多葡萄酒莊突然聽說離孟德斯鳩故居僅100多公里,我立即從凱悅酒店雇了一部專車直奔孟德斯鳩故居“朝圣”,一路回憶北大荒時代油燈下閱讀他的《法的精神》,真是心潮澎湃。2013年在古巴,我和友人雇傭專車到豬玀灣、格瓦拉紀念碑和海明威“瞭望山莊”一直至追尋到《老人與海》原型人物孫輩家里,度過了熱血沸騰的一周。去北極點在倫敦轉機我臨時雇車去丘吉爾故居、莎士比亞故居;2014年在帕勞潛水,臨時雇傭私人游艇去二戰貝理琉戰場遺跡。在塞班雇用直升飛機去天寧島看望“小男孩”、“胖子”原子彈發送地。在關島、沖繩和菲律賓雇傭私人飛機探訪太平洋戰爭遺址--現在寫來仍歷歷在目感慨萬端。2016年,花七萬美元報名南極點之行,2012年至2016年四次探險南北極,追尋斯科特、阿蒙森、沙克爾頓的足跡……有錢真好,尤其這是干干凈凈白手起家自己攢的錢,走遍全球沒有一次用“公費旅游”是我的驕傲和自豪!其實就是幾張綠紙頭為一顆文學之心效力!甚至不為寫作、也不為發表,僅因為“血液中與生俱來的求知與激情”!在三亞和張翎傾談--她是我非常佩服、極有天賦的著名加拿大籍華人作家--我告訴她:“如果生命能夠從頭開始,我愿意一模一樣從頭再來一遍。”


      


      2001年唯一一次在上海淮海中路新華書店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簽名售書,讀者排隊幾小時,場面令人感動。那時我50歲,老大不小了。一位年逾八旬的儒雅老人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沒有想到你這么年輕漂亮!這么有思想!我對你書中描寫蘇聯與東歐訪問部分印象最深!”接著,這位上海老人居然背誦起書中談到蘇聯大清洗受害者寫的詩,我妹妹捉住感人時刻拍下了照片:“不管你們講我有什么罪,我有罪。不管你們什么時候講我有罪,我有罪……”我熱淚盈眶:想必他是位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和我一樣經受過無數苦難。我在這位老人如此感動的段落中有這樣的描述:


      1991年,在蘇聯解體的浪潮中,我從麥克故鄉慕尼黑飛到莫斯科。他的親戚又陪我參觀東歐。在舒適明亮的西德電氣列車軟包廂中,我翻開以前的日記,那是我20歲時記的讀書感想,我細心地看著書中的摘錄--《黑面包干》德伯拉金娜--“有這樣一個黨”,采烈尼里的發言到了頂點,他用力地伸開手臂,用完全控制了聽眾的聲調說下去,“那時,在俄國沒有一個政黨會說,‘把政權交給我們手里,走開吧,讓我們來代替你們的位置,這樣的政黨在俄國是沒有的!’”留著長發的社會革命黨人的腦袋搖晃著表示贊同,孟什維克也抖動著稀疏的胡須,唯唯稱是。但是,一個響亮而清晰的聲音突然劃破了這一片寂靜:“有!”那是列寧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盯著這位賣身求榮的部長、社會黨人,喊道:“有這樣一個黨!”于是,在這因為出其不意而沉寂下來的大廳里,在俄羅斯,在全世界都響徹著他那氣勢雄偉、熱烈洋溢的聲音:“有!有這樣一個黨,那就是:布爾什維克黨!”


      我仔細地看了我當時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下的大段感想。《黑面包干》這本書,我從上海帶到北大荒,后來又帶到紐約。這時一位西德小姐走來,向我面前的杯里加了點咖啡,車廂里開始播放一首德國流行歌曲。我又翻了下一頁,那是我抄錄的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中的一段:


      當廖麗亞唱起一支和先前唱的那些迥然不同的歌曲時,季米特里好像給刺了一下。他非常喜歡這支歌,它是這樣地激動著他,使他一聽到這首歌就想站起來,在黑夜里迎著風,漫無目的地走著--讓風使他的胸懷涼爽,讓漫無目的的散步給他帶來安慰,使他忘卻過去經受的一切。廖麗亞唱道:“敵人燒毀了故鄉的草房,殺害了我的全家,戰士啊,現在你將走向何方?去向誰傾訴自己的悲傷?”季米特里站起來,走到窗前,凝視著窗外的一片黑暗。“普拉斯柯維亞,請原諒我,就這樣來到你的身旁。本該為人們的健康而暢飲,我卻為死去的親人灑下了祭觴。”還有卡芭和安德烈喜歡的那句詩:在炎熱的夏日/哪怕只是浮云一朵/也能給勞動的人們/帶來歡樂。


      蘇聯到了!柏林到了!眼看童年夢想實現,淚水涌出。在東德一家咖啡館,我遇到一個蘇聯老人,他離開蘇聯到這里已經三年了。他會說英語,這位近八十歲的老頭一面喝咖啡一面和我們聊了起來,我越來越對他充滿敬意,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告訴我們他已經從蘇聯“逃”出來五次,可是過不了幾年總是又回到那里去。他講到在肅反時,他寫了1300頁的檢討,才避免了被槍斃的命運。那時他是莫斯科大學的一名普通講師,教俄羅斯文學,他說肅反時他嚇壞了,完全像孩子一樣不知所措。后來他寫了一首詩交給整肅他的那些人,從這位老人的口中聽出,這首詩的大意是這樣的:不管你們講我有什么罪/我有罪/不管你們什么時候講我有罪/我有罪/不論罪名多深,負荷多么沉重,也不論多久/我有罪/因為我說我無罪便是對你們的不忠/為了表示我由衷的效忠/我奉獻上我的整個靈魂:我有罪。


      別人大概被這首“詩”感動了,沒有要他的腦袋--肅反中槍斃了成千上萬的人。我望著這位旅居東德的蘇聯老人,他留著像托爾斯泰那樣的長胡須,并且總是把咖啡搞到胡須上。他用英語說“我有罪”時,帶著濃重的俄國口音,以至于總是把那三個字講得含糊不清。他的眼中沒有淚花和憂郁,他好像在講一個童話故事,并且不時發出爽朗的俄羅斯人的哈哈大笑。他講他的許多同事走出監獄時,不是重病纏身,就是瘋了,完全失去了任何與人生搏斗的力量。更糟糕的是還要向釋放他們的人說一聲“謝謝”。他說整個咖啡館都知道他的故事,他的三個兒子都跑到了美國或者西歐,他說他很感謝自己年輕時的明智,沒有“拿原則和腦袋開玩笑”,他保住了腦袋。為什么那個蘇聯老人的命運,就好像發生在我的身上呢?為什么千千萬萬蘇聯人的命運,竟和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命運如此相似?


      在東歐大街上的漫步與思考,使我真正感到了“困惑”這兩個字的含意,或許應當用“覺醒”--如果我能用麥克那種思維方式來思考的話,我需要“重新思考”。這些“重新思考”像一些尖銳的玻璃碴在刺扎著我的心,也許童年的夢是根本不存在的,人們可以因為一個思想被殺。我們這一代人總是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者之間徘徊。當聽到老人和他的同伴們的悲慘遭遇時,我是在現實主義之中;而看到列寧雕像,我又陷入于理想主義之中,這兩者是如此水火不相容:一方面是丑惡、殘酷,是血污,另一方面則如詩境一樣美麗,像早晨的太陽一樣光輝神圣。此刻又感到一雙緊握住我的大手;那位上海老人,他讀懂了《曼》書我最珍視的部分!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尼仁琴的獲獎感言一直如晨鐘暮鼓激勵人心:作家的任務就是要涉及人類心靈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與死之間的沖突的秘密,涉及戰勝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類適用的規律,這些規律產生于數千年前無法追憶的深處,并且只有當太陽毀滅時才會消亡。


      從10歲到40歲,從童年到中年,三十年的文學“化學機制”、“磁性吸力”與祖國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大背景,讓我一個曾經的北大荒兵團戰士在滿懷深情而又不刻意的文學創作中突然變得家喻戶曉,我很幸運在第一時間從聚光燈下逃開。二十五年生活的自由自在,特立獨行,精彩紛呈。在見上帝的時候,我可以告訴天父:“我充分利用了你賜予我的時間與才能。”如今我年逾花甲,在出版了《曼哈頓的中國女人》(1992)和《曼哈頓情商》(2006)之后,我正在寫環球散記《曼哈頓時光映夢》,并且夢想以后能寫一部像《日瓦格醫生》那樣氣勢磅礴反映時代巨變又充滿矛盾感情的長篇小說。無論能否實現,亦或根本不會實現,但有夢想總是好事。二十五年前,由于身在美國商圈,《曼》書在中國引起轟動時我幾乎毫不知情,完全是個場外人。我只為自己傾吐了久積在心中的情感而感到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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