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零下20度的嚴寒籠罩著黑龍江大地，空氣凍得發脆。我抱著56式沖鋒槍，蹚著沒膝的積雪，走進營房后的樺樹林，五年后我在中篇小說《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中，是這樣描寫這片樹林的：
“纖細、挺拔、筆直的樺樹，像一根根銀白色的支柱，高高地指向冬日特有的明麗的晴空，我仿佛走進了一座奇偉的宮殿。玉柱藍穹，潔凈的白雪是它華貴的白色地板。這是個上下晶瑩里外澄澈的圣殿，任何人從中穿行都不能不受到洗禮。當我穿出白色的樺樹林，登上積雪的山頂時，心情竟豁然開朗了。目力所及，起伏的雪原，像豪邁的涌浪，以一種壯闊的旋律，朝遼遠的天際奔去……”
事實上，那一天，這片樺樹林光線昏暗，積雪灰黑，天空陰沉，視野模糊，這是我23年多生命中最無望的一天，我走進樺樹林深處，失聲痛哭。我無法掙脫這個殘酷的結局：幻想徹底破碎，余生只剩一片灰燼……
9年前，我是上海松江二中的初二學生，1966年上半年，上海團市委的機關報《青年報》來學校組稿，批判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劇本《海瑞罷官》，因為四百年前海瑞在松江當過知府。我和一個同學合寫了《不許吳晗污蔑我們貧下中農》的文章，批判吳晗把貧下中農丑化成在地主欺壓下只會哭泣毫不反抗的窩囊廢。文章登出來后，收到5塊錢稿費，在老師的提議下，我們捐出稿費，買了毛主席著作單行本送給全班同學。我沒想到，日后幾十年付印的幾百萬鉛字作品，是從這塊豆腐干大的文章開始的；更沒想到，幾十天后震驚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我的中學教育永遠結束了。
在一個15歲孩子的眼里，文革一開始，猶如一個狂放節日，一個悠長假期，正值青春反叛期的少年，瞬間停課，再無管束，獲得了無邊的行動自由。紅旗漫天，傳單飛揚，集會上的慷慨演說，游行時的震天口號，傳說中的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一夜之間降臨身邊。1966年10月1日，我在天安門廣場見到了揮臂檢閱百萬紅衛兵的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擠出廣場后，我在長安街電報大樓給上海家人發電報：我們見到了毛主席。
一個月后，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再去北京：我們14個同學，最小的14歲，仿效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從上海出發，徒步三千里，走到北京。進入山東境內時，見到一張上海造反派發出的通緝令，被通緝者此刻就在我們這支“長征隊”中；拿著從墻上揭下通緝令，仿佛穿行在歷史的云煙之中，也認為自己如同父輩在創造新的歷史。
大革命很快就變得面目猙獰了：
在北京逗留的日子里，我在清華大學看到掛著乒乓球串成的項鏈被批斗的王光美，我妹妹在團中央看到胡耀邦被造反的學生勒令從窗戶里爬著出來示眾。大規模的批斗浪潮，席卷全國--
回到上海，天地已然變色。少年眼中，整個世界劇烈搖晃，分崩成如真似幻光怪陸離的碎片。昨天還是令人尊敬的革命長輩，今天已是死有余辜的罪人，我們這群人也從革命后代，一夜變成令人側目的黑幫子弟。我們無法接受這種天崩地裂的轉變，卻不曾懷疑這場運動的正義性和真理性。最高統帥的指示講得清楚：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是為了黨和國家掌握在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而進行大清洗。我們只是被弄錯了的一群，我們對國家的忠誠不被理解，才遭此禍患。我們相信，一旦國家真正有難，我們的忠誠就有機會顯露無遺。一首描寫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長詩以手抄本的方式流傳：“摘下發白的軍帽，獻上素潔的花圈，輕輕地來到你的墓前，北美的百合花盛開了又凋謝，你在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明天早霞升起的時候，我們將返回久別的祖國，而你卻長眠在異國的陵園……”長詩幻想了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解放全人類，“世界一片紅啊，只剩下白宮一點”，在攻占資本主義大本營的最后戰斗中，身邊的戰友犧牲了。
這些傳言和詩歌既是一種自我鼓勵，也是一個行動方向的昭示：1967年，我和兩個15歲的小伙伴奔赴南京軍區，想找關系參軍，踏上金戈鐵馬解放全世界的光輝征程。奔波兩個星期，沒有人肯接收我們。
1968年底上山下鄉運動開始，那時候，越南戰爭把南天映得通紅，大批中國軍隊從廣西出境入越，協助越南人抗擊美軍。這又是一個參軍入伍馳騁沙場的機會：我和兩個十六七歲的小伙伴打開地圖，看到廣西境內一個浪漫的地名“十萬大山”，靠近越南，決定去那里插隊落戶，伺機越境參軍參戰。我們敲掉了公寓大樓鋼窗的銅搭扣，賣廢品籌出路費。火車進入廣西境內，真的遇見了從越南回國的援越部隊：相鄰鐵軌上，是裝載火炮汽車的平板車和身著蘋果綠特制軍服沒有領章帽徽的軍人。隔著車窗，軍人告訴我們，別過去了，那邊沒有中國軍隊了。軍列北上我們南下，于是，在十萬大山壯族村寨落戶，17歲那年當上了農民。
一方面，我們跟幾千萬知青一樣，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毛澤東語）的口號下，辛苦勞作，為了證明自己紅色信念的純正性，肯吃苦不怕死，撲救山火時燒焦了衣服和頭發，差點把命搭上。當年評上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知青先進集體戶，作為知識青年的南疆紅旗，在自治區各地巡回演講，說我們怎么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邊境山區戰天斗地；另一方面，我們堅持相信自己負有“改造中國與世界”（毛澤東語）的歷史使命，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還辦了一份油印小報《再教育》，寫農村調查的文章，郵寄給天南海北與我們一樣命運的知識青年，交流對國家現狀的判斷，預測中國的未來向何處去。
農村的極度貧困與我從小接受的新農村美好印象大相徑庭，而廣西慘烈的武斗和殺戮更讓我對這場運動的正當性產生了難以克制的懷疑。但是，恰恰是我的“懷疑”讓我深深焦慮--這是革命信仰發生動搖的表現。插隊的山村在北回歸線以南的熱帶，農田勞動強度很高，一天下來精疲力竭。每天勞作歸來，我在蚊帳里點燃墨水瓶制作的小油燈，閱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寫下十幾萬字的筆記，尋找和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扭轉自己思想上的偏移和動搖，比如，用“消除三大差別”來推導上山下鄉的合理性等等；其實是在現實生活里找不到文革的依據，只能求助理論邏輯的推理來說服自己，只是自己還不知道。
收工之余，坐在門前的小院子里，看著聳立在群山之巔的巍峨的晚霞，心中不滅的，依然是當兵打仗沙場建功的希望，直到血腥的中蘇之戰在冰封的烏蘇里江上突然爆發。
打那一仗的，正是我父母的老部隊，他們看著我出生，不會對我的出身持異議的，我推測著。于是，打點行裝，北上萬里，投奔這支軍隊去，至于參加中美之戰還是中蘇之戰，打美帝還是打蘇修，那都不是問題。
站在呵氣成冰的黑土地上，身后是鋼鐵的火炮集群，在寒冷的陽光下無言聳立；夜晚，來歷不明的信號彈在陣地邊上升入天空，昭示著這里是前線。在離重兵壓境劍拔弩張的蘇聯紅軍不遠的地方，我成了一名野戰軍炮兵戰士──夢想終于成真。
始料不及的是，夢想成真到夢醒時分，僅僅十個月。1971年9月中旬，我們炮連南行千里，從黑龍江拉到遼寧旅順海邊實彈打靶，剛下火車就接到命令，以最快速度返回黑龍江防區。除了蘇軍入侵戰爭爆發，不可能再有這樣緊急的軍事調動了。返回途中，大家寫決心書請戰書，要在這場衛國戰爭中獻出一切--夢寐以求的時刻終于來到了。
回到黑龍江，一切如常，沒有入侵，更無戰事，唯一的變化是，小興安嶺在換季中變得五彩斑斕色澤喧囂。10月1日國慶節，連隊集會，一如既往地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直到10月中旬，初雪覆蓋了起伏的山巒，從哈爾濱出差回來的衛生員把我拉到營房后的野地里，壓低聲音告訴我：一個月前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一起身亡的，還有這位寫進黨章的接班人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中央當即下達了一級戰備的命令，這就是一個月前我們從遼寧星夜兼程趕回黑龍江的真實原因。
那一夜，我失眠了，黑暗中大睜著眼睛，直到天亮。林彪座機爆炸的沖擊波，震塌了我的精神世界，在燃燒的血色火光里，我的心中一片廢墟。這么多年來的自我校正以符合主流的苦行歷程，原來是一廂情愿的自我麻痹；為改造世界觀而扭曲自己的種種努力，可笑而悲傷。那一夜，我終于確認，是世道錯了，世界錯了。從今往后，做一件簡單的事情：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情感，離開教條的蠱惑和口號的煽動，回歸生活的判斷和常識的裁決。那一年，我20歲，仿佛完成了一場遲到的成人禮。
生活揭開了新的一頁，我投入到邊疆的軍旅生涯中：當火炮瞄準手，打出了全團最精準的反坦克彈著點；組織戰士演出隊，自編自導整臺節目，獲得軍調演優秀獎；理論宣講，代表部隊給黑龍江大學軍訓學生上課；打乒乓球打進了軍代表隊……這些軍營勞作大多與軍事無關，但是，在那個“突出政治”的年月，它們能疊加出一個合格的好兵，成為好兵是提拔軍官的第一步，成為軍官則是我邁向新目標的第一步--
其時，中國加入了聯合國，尼克松完成了訪華，柯西金也在北京機場跟周恩來達成了諒解，世界大戰是打不起來了，世界革命更像是鏡花水月，中國人要操心的是自己的國家。國家的形勢并沒有隨著“林彪爆炸”而有所改善，運動接著運動，國計民生百業凋零，運動卻依然漫長得看不到頭，誰也不知道它何時結束，怎么結束，以后的國家會是什么樣子。文革派把持的輿論工具上殺氣騰騰的宣傳，讓人感到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較量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會發生內戰，一旦真有那一天，作為軍人，就可以直接為拯救祖國而效命，就可以在歷史洪流中加入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在部隊上上下下都認可我的好兵形象，認為我將是一個出色的職業軍人、在軍中有遠大前程的時候，“批林批孔”運動爆發了。這場在1974年掀起的政治運動，是文革派對周恩來派發起的新一輪攻擊，附著其中的，還有一個清除“后門兵”的分支運動，原來，不少“黑幫子弟”跟我一樣，通過舊有的社會關系，混進部隊，逃避造反派監管，他們反對文革的政治態度和已有的軍人身份總有一天會釀成威脅，而他們利用特殊關系逃避上山下鄉的“背叛馬列主義”行徑，又正是整肅的現成理由。于是，全國各部隊展開了清查。我所在連隊來了一位沈陽軍區的副司令員，對我這個“后門兵”作專案分析式的調研，在全連開座談會、個別談話，全面搜集我幾年來的綜合表現。為了避嫌，我稱病去哈爾濱住院。住院期間，北京傳來了毛主席對這個運動的最新指示“走后門的也有好人，走前門的也有壞人”。一個月后，軍區調研有了結論，鑒于全連官兵對我交口贊譽，我被判定為“走后門的好人”。
回到連隊，指導員同情地告訴我，我的軍中前程到此為止了。
“那一天，這片樺樹林光線昏暗，積雪灰黑，天空陰沉，視野模糊，這是我23年多生命中最無望的一天。”因為，我看清楚了自己：我只是一顆渺小的泡沫，歷史大潮輕輕一涌，便被吞沒，那些歷練和準備只是泡沫表面的幻影，瞬間蕩然無存；我的目標何等虛妄，志向如此幼稚。從今往后，我赤手空拳一無所有，人生歸零形同塵埃，無所依憑無處寄放……
上海徐匯區康平路，一條新搭建的大字報欄，猶如白色長龍，蜿蜒幾百米，讓本不寬闊的街道更顯得狹窄，大字報欄上，貼滿了聲討批判四人幫的大字報。正對著市委大門的那一段上，貼著一份十多米長的連篇大字報，那是一首二百多行的長詩《痛悼最敬愛的周總理》：
“電波--風暴，
悲愴的電波，
瘋狂的風暴，
撞倒珠峰千座冰崖，
掀翻黃河萬里濁浪！
噩耗--烈火，
悲慟的噩耗，
燎原的烈火，
燒紅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
燒穿八億座毫無準備的心房！
徹骨的悲聲，
就要搖撼傷心的田野，
凄泣的汽笛，
就要抽緊痛絕的工廠，
沉重的排炮呵悲哀滿膛，
就要朝著五洋四海，
致哀鳴放。
可是，為什么，
為什么太空般的寂靜？
煙囪向天空，
靜靜纏繞沉重的黑紗；
雪花向大地，
悄悄鋪設素潔的靈床；
我們哨位的冰峰上，
軍旗半懸，肅立凝望
鑄成大炮的鋼鐵，
低垂淚眼，
鋼鐵鑄成的戰士，
滿面淚光。
只有海一樣深的悲痛，
才像深海一樣，
沒有喧囂，
沒有音響。
一月八日，巨星隕落，
一月九日，慘淡的晨光。
人類浩瀚的史冊上，
聳立起傷心千古的一章。
……”
長詩下人頭攢動，里三層外三層密不透風，從清晨到深夜，人們觀看，誦讀，抄寫；大字報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讀者的贊譽，甚至留下了聯系方式要與作者交流，作者的署名一看就是假的：懷周，念來--懷念周恩來。長詩像扔進水中的石塊，漣漪四播，交大復旦好幾所高校翻印了這首長詩，裝訂成小冊子，伴隨著揭批四人幫的傳單一起，在獲得“第二次解放”的上海不脛而走。
我每天都要來到這首長詩下，站在人群邊，聽著人們互相打聽作者是誰，觀察一首詩歌如何攪動無數陌生人的情感和心靈。1976年10月的秋風拂面，心中流漾著幸福的溫暖。
--我就是那位匿名作者，上海激光技術研究所一名科研人員。
從樺樹林里出來的那天，我檢查自身還剩下什么，清點下來，就是我曾經的文學發蒙，這點文學積累，來自于我母親的人生磨難：50年代末，在市委擴大會議上，她和兩位新四軍戰友響應號召提意見，被打成右傾分子，兩年批判及勞動改造后，背負黨內處分下放到一所中專當副校長。這所學校有一座規模很大的圖書館，母親把我交給圖書管理員說，凡是能出借的書都可以讓我看。小學三年級開始，這個圖書館成了我半個家，我搬著梯子爬遍館里所有的書架，抱著成摞的圖書回家，小學畢業時我已經讀光了當時出版的文學名著。從書里知道，用筆描寫人生哪怕是失敗的人生也是一種人生。我做了一個卑微的決定：當一個忠實的書記員，用殘剩的余生去記錄被拋棄的一代和拋棄他們的時代。
軍營成了文學速成班。讀書，借病假時間讀完四卷本《戰爭與和平》，野營拉練途中讀第二遍《紅樓夢》；寫作，每天寫幾千字筆記，對周遭事物盡量生動準確地狀物抒情；汲取信息，用寢室掛毛巾的鐵絲當天線，夜間熄燈后連上短波收音機，捕捉太空中劃過的世界音信……
只是，沒想到四人幫那么不堪一擊，勝利的一天那么快到來。
每個中國人都記得聽到四人幫被抓時自己的狀態--1976年10月8日晚，一起插隊的朋友敲開我家門，激動地說，北京來電話，四人幫抓起來了！我立即騎上自行車外出，再去轉告其他人。第二天天蒙蒙亮，又有人敲門，打開門，我的忘年交吳強（文革中被打倒的《紅日》作者）站在門外，也是來傳遞這個天大的喜訊。
上海街道被游行歡慶的市民占領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大門敞開，成千上萬的市民涌進去，在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家進進出出，游園般地到處觀看。從市委大院出來，我站在大門外一夜搭出的大字報欄前，看著揭露批判四人幫的大字報，想著我該寫些什么，1月份我在黑龍江冰天雪地中寫下悼念周恩來的長詩，現在是它公之于世的時候了。我趕回激光所實驗室，用大字報抄寫全詩，到康平路貼了出來。
--我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就這么問世了，它引發的強烈反響，讓我看到了文學創作的迷人之處：原來我并不孤獨，我的跋涉其實是有千萬人同行，我若能準確描述時代、真切抒寫情感，我就能走進千萬人的內心，一起悲喜，一同升華，匯入恢宏而壯麗的時代諧振之中。
1977年10月，終于有了最終確認的消息：凡是文革十年中畢業的中學生，不論實際就讀幾年都可參加年底的全國高考。這對千千萬萬在文革中被拋棄的年輕人都是一個解放的信號，一個命運轉折點。激光所領導很高興：1976年初我從軍隊退伍，分配到激光研究所，參加釔鋁石榴石固體激光器課題組，為了培養我的科研能力，所里指派兩位老知識分子分別教我數學和物理，從初中二年級一直補習到大學一年級水平。所領導理所當然的決定是，讓我報考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回來繼續課題研究；與課題組合作的復旦教授也熱情邀請我報考他們系。我交上去的報名表格讓他們大失所望，我填寫的志愿是文科。歷經政治磨難的母親更是憂心忡忡，堅決反對：歷次運動文人首當其沖。最終我說服了他們：我26歲了，人家薛定諤在這個年紀已經提出“薛定諤方程”，薛海翔才考大學；唯有讀文科，才能讓僅存的人生經歷不致虛擲，讓埋入荒漠的歲月變為可供發掘的礦藏。
那年的上海文科錄取率是2%，走進徐家匯的第四中學的考場，形勢嚴酷一目了然--一房間50名考生，只有一個人能走進大學校門，我吞下了一顆安定，讓自己平靜下來……
1978年2月，我走進了上海師大中文系，思想解放運動如春風吹拂山河大地，改革開放讓歷盡劫難的祖國重新揚帆起航，身邊又盡是經歷相似趣味相近的年輕人，我仿佛魚兒游進了浩瀚的大海，縱情徜徉。
入學后的第一堂寫作課，是摸底測試，寫作課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了“前途”兩個字，然后走到一邊，一言不發，任由學生自由發揮。兩節課時間里，我埋頭疾書，寫下了三千字的短篇小說，講的是文革末期與四人幫作斗爭的故事。一周后公布成績，我的短篇小說《前途》被老師打印出來，發放全系，引來老師和同學的熱烈討論。這堂摸底測試，決定了我的大學專業走向：寫小說。
我在圖書館里閱讀了現代文學作家的大量作品，尤其是茅盾的小說，每一篇都做分析筆記，探研他作品的政治深度和藝術得失。與此同時，我每周寫一個短篇小說，磨練寫作能力。
我和曹旭、汪天云等幾位同學創建了一個文學社團，起名“晨鐘社”，辦了一份油印的文學刊物《晨鐘》，刊發我們課余寫作的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校方又劃撥一排閱報櫥窗，供我們張貼作品，讓全校同學閱讀。這在當時是新鮮事物，《文匯報》還專為此事刊登了消息。
就在這個櫥窗里，我貼出短篇小說《不為自己》，講述的是一個文革的悲情故事，櫥窗前讀者云集，女同學邊看邊哭。小說手稿被時任編輯的俞膠東拿走，1979年，這篇小說發表在創刊不久的《鐘山》上，當年秋，與高曉聲陸文夫的作品一起，入選《江蘇省建國30年優秀短篇小說選》。
1980年，平反后重回作協工作的吳強和鐘望陽，介紹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同一批入會的有陳村、趙長天和曹冠龍。《上海文學》召集我和陳村、王安憶、宗福先、盧新華、趙麗宏、王小鷹、程乃珊、趙長天、曹冠龍、孫颙、許子東、沈善增、彭瑞高等十幾個青年作者，每月一次，在上海作家協會西廳聚會，交流各自的創作，茹志鵑、趙自、彭新琪等老作家老編輯輪流坐鎮，點評指導。這個小組也是外地作家編輯來上海必到的落腳之處，王蒙、北島、阿城都曾來聚會，交換信息，擴大視野，開闊思路。
這期間，我的小說不斷在雜志報刊上發表，不斷接到各地作協和文學雜志邀請，出席各類筆會，去大學校園演講，與文學愛好者座談，給青年創作班上課，跟各地作家交流，在這些天南海北的筆會上，相遇了一批同樣是從文革中一走出來就開始筆耕的寫作者，同齡如張抗抗、梁曉聲、方方、陸天明、周梅森、黃蓓佳……年長有蔣子龍、戴厚英、張弦、高曉聲、陸文夫、汪哲成、溫小鈺、尤鳳偉、諶容、魯彥周、古華，莫應豐……雖然藝術情趣各異，志向卻大都相近：要用手中的筆和筆下的作品去反思過去，推進現在，展望未來。
在被稱作“文藝的春天”的時光里，堅冰融化，春潮涌動，一個后來命名為“新時期文學”的浪潮奔騰而至，刷新著中國文學的堤岸。《傷痕》、《于無聲處》、《大墻下的紅玉蘭》、《喬廠長上任記》……一紙既出，全國風行，讀者在作品中尋找共鳴寄托感情啟動思考，政府把作品當作改革開放的輿論動員，文學罕見地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激越的高音部，匯入到以思想解放為序曲的民族復蘇國家振興的時代交響之中。
這一年，我寫出了中篇小說《生活的浪花--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次年在《鐘山》雜志上發表，引發很大反響，收到全國各地數不清的讀者來信；文獻性刊物《新華文摘》以封面作品全文登載，并收入1981年《中國小說年編》，英文版與法文版的《中國文學》雜志以及法文版的《中國當代小說選》全文刊登發行國外，與王安憶的《流逝》程乃珊的《藍屋》一起獲得首屆“鐘山文學獎”。這篇我大二時寫的小說，在大四時列入高校當代文學教學參考書目。《中國小說年編》對這篇小說的入選理由是：“小說所提出的問題，如當代青年如何對待人生與理想、友誼與愛情、道德與情操，如何對待昨天、今天和明天，如何對待新老兩輩的“代溝”問題，這都是當代青年關切的、也是在它以后出現的同類作品中深入探索的問題。作者筆下的愛憎傾向和警策之語，透出了他對當代青年問題的嚴峻的思考。作品女主人公小莉是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她從小憧憬神圣的事業，但十年浩劫使她萬念俱灰。然而，歷史新時期的洶涌澎湃的生活，終于使這個大學生的理想復活了。她結束了苦悶與彷徨，從“生活扭轉我”到她要“扭轉生活”，這標志著一個曾是看破紅塵的青年的覺醒。作品所以得到讀者的肯定和稱贊，關鍵是把握住歷史的走向和時代的脈搏，寫出了歷經磨難而又勇于進取、勵精圖治的一代青年的時代精神。”
我的第一本書也以《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命名，這是本3部中篇12個短篇的小說集，我在后記中寫道：
“從我28歲到32歲所寫的小說里，選出這20多萬字，匯成此書。
寫它們的時候，中國天地翻覆。
寫它們的本意，是想記下這個時期，記下我的同時代人和我的折折曲曲，死死生生，艱難歲月，幸福時光。
后來發現，我寫下的，不到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為此，我還應該寫下去，寫十本書，二十本書，五十本書，一百本書。
能寫下去，是很好的。
可能寫不下去，創作需要才能和機遇。
缺乏前者而輟筆，于人于己，幸甚幸甚；
缺乏后者而息聲，亦不足惜：沒有寫出的書，永遠比已經寫出的書要多，要好。
還有，宇宙無盡，星云蒙蒙。
以此，致讀此書的朋友。”
1987年小說集問世時，在歷任機關干部、作協專事寫作、深圳下海經商的東奔西突、南轅北轍的行程后，我已經在遙遠的舊金山，開始另一段人生了。
2016年10月17日寫于丹佛
薛海翔主要作品：
中篇小說《啊，生活的浪花--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
（《鐘山》1981年第1期，《新華文摘》1981年第5期）
《曠野》（《江南》1983年第3期）
《普外第一病室》（《青春》1983年第2期）
小說集《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24萬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長篇小說《早安，美利堅》（31萬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
《情感簽證》（18萬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梔子花白蘭花》（24萬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
電視劇文學劇本
《情感簽證》（23集）1997年
《生死同行》（20集）1998年
《就賭這一次》（20集）2000年
《戀戀不舍》（20集）2001年
《梔子花白蘭花》（20集）2003年
《在悉尼等我》（21集）2005年
《情陷巴塞羅那》（23集）2008年
《紅玫瑰黑玫瑰》（31集）2010年
《潛伏在黎明之前》（44集）2013年
電影文學劇本《雄河》1984年
《亞當？帕克遜》1985年
《外星人》2006年
話劇劇本《雪滿天》1980年
獲獎：
中篇小說《啊，生活的浪花--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獲1984年首屆鐘山文學獎
電影劇本《親吻江河》2008年夏衍杯優秀電影劇本征集創意電影劇本獎
薛海翔創作簡介
薛海翔，出生上海。15歲輟學后，在廣西壯鄉插隊務農，黑龍江炮兵部隊服役，上海科學院從事激光科研。1977年高考，進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任機關干部，赴深圳特區創辦民營公司。1987年赴美留學，1990年創辦《美中時報》，現居丹佛。
197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1981年發表成名作《一個女大學生的日記》，獲首屆《鐘山》文學獎。至1995年出版長篇小說《早安美利堅》，累計發表百萬字文學作品，多部作品被國家外文出版局翻譯成英文法文和日文，發行國外。
1996年，開始創作電視劇的文學劇本，寫就并拍攝了電視連續劇處女作《情感簽證》，其后，拍竣播出的電視連續劇累計有九部222集以及電影文學劇本2部。電視劇的題材，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如《情感簽證》（美國），《戀戀不舍》（日本），《在悉尼等我》（澳大利亞），《情陷巴塞羅那》（西班牙）等，直擊金融風暴和反腐的《紅玫瑰黑玫瑰》，描寫股市股民的《就賭這一次》，關注艾滋病的《生死同行》，歷史題材的《梔子花白蘭花》，諜戰劇《潛伏在黎明之前》，以及古裝劇科幻劇等等，貼近時代特點觀劇熱點。其中，23集的《情陷巴塞羅那》為首部中國與外國合拍并在兩國電視臺播出的電視劇，44集的《潛伏在黎明之前》居全國收視前列。電影文學劇本《親吻江河》獲“2008年夏衍杯創意電影劇本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