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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對談
     追求靈性的光輝
    來源:施瑋

      從2007年我編輯《靈性文學叢書》,08年發表《開拓華語文學的靈性空間》開始,這些年我不僅是博士論文和學術上來研究和構建靈性文學,在世界各地講學推動靈性文學藝術,更是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竭盡全力地追求靈性光輝的照耀與呈現,同時,我也將自己的創作從文字的拓展到視覺的,成為一個跨界跨境的,集詩人、作家、畫家、學者等與一身的靈性文學藝術創作者。


      (一)


      在我起初的創作中,并沒有一種自覺性的宗教情懷,而只是覺得,寫作首先是一個靈魂需要發聲,而不是身體需要發聲,甚至不是思想需要發聲。靈魂發出聲音,對另外一個靈魂,或者甚至是對空茫的宇宙說話。至于講什么話?其內容往往就關聯到一個靈魂的狀態及需求,而如何講就是文體、語言的風格,這關聯到靈魂的審美屬性,而這一屬性不僅僅是個體的,也是群體的,有著社會、文化、民族和時代在個體上的投影。


      我一直把文學當作可以儲藏或說是存放自己靈魂的地方,這塊地方也許很小,只是個角落或是閣樓,但它必須存在,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又是供我翔游的世界。我可以去掙錢,可以很辛苦甚至是平庸地生活,但是我的靈魂和我的審美需要有這么一點奢侈。當然我的寫作曾經被批評過,說是塵煙味太少。但我覺得吃喝拉撒本身未必就是生活的全部,甚至未必就是最本質性的生存,文學不應該僅僅只是生活表層行動的記錄,而是要記錄在吃喝拉撒中感受到的靈魂的束縛或是自由。我提倡靈性寫作,因為我認為看似"平庸"的生活表層里,靈魂是活著的。我盼望呈現自己心靈的萬千種感受,讓我的讀者也能獲得一種能力,就是通過一切"煙塵"與瑣碎的生活看到并傾慕活潑的靈性。


      劉勰《文心雕龍》首篇〈原道〉開卷:"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迭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中國古代文獻中極少"靈性"二字,卻多有對"性靈"的描述,謂萬物中唯有人有性靈,能思想,所以可以和天地并稱為"三才",人如天地之心,能感應天地之華彩,能借著天地萬物領悟其中"全善之律"、"真實之美"。這種特有的屬性使人區別于動物、植物、山水……從人這特有的美妙屬性中,老祖們似乎隱約的知道了"靈",知道人仍是有靈的活人,而非石木。


      人有靈,且能借著天地萬物感應"美"、"善",古文中稱"靈"為"福"、"善"。于是,這句話就成了人有靈,且能借著天地萬物感應"靈"。這一對"人"屬性的認知是附合圣經中對人的定位的。《羅馬書》一章二十節:"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這里清楚地表明了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大美大善,就是靈)是被啟示出來,讓人可以借所造之物--天地萬物、人自身,感應到的。


      然而,《后漢書》說:"而性靈多蔽,罕能知天道也";《列傳》"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靈"離開了的人。世上的人或感知了這離開,而思思慕慕,"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文學作品中對此的反映很多,典型的如屈原的《天問》。從"性靈多蔽"到"性靈不居",正是人類在罪欲中迅疾墮落的過程。人越來越遠離對神的敬畏,也就越來越遠離冥想和自省,甚至無知無覺,生則不在乎"行尸走肉",文則以肉體為"天地",以情欲為"精神",一如《魏書》中所說"性靈沒于嗜欲,真偽混居,往來紛雜……"如此,文學走向無靈性的寫作就成了必然與"誠實"。各種思想往來紛雜,我們不再敬畏天道,不再敬畏生命,于是我們不再保守我們的心,而是"開放"自己成為一個廣場,甚至是公廁,讓各種思想、理念隨意來去,心靈中誠實的標尺淡漠甚至消逝,而當下的文學從某種角度來說正呈現出這個狀態,獵奇、獵金、追逐潮流的泡沫,而不在乎良心漸漸喑啞甚至遠離。


      我希望用我的作品,也就是希望靈性文學,甚至文學能夠把人心中那顆模糊的,被淹沒的,甚至是被人有意識忽略的靈魂喚醒。當我們的靈魂被喚醒的時候,你所看的天空不再是此刻的天空,一枝一葉都會與你有真實的呼吸應和,人重新回到宇宙的生命體系中,獲得真正的內在與外在的和諧,甚至就是吃喝拉撒的平庸生活也不再是煙塵而綻放出靈魂的光彩。


      (二)


      我到國外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到餐館打工,我發現中國人和墨西哥人打工是不同的。我們可以講英文,做的是相對輕松的招待、領位員或出納等,并且我們大多是為了學業暫時的;而很多墨西哥人在廚房做工,也許這就是他們一生的工作,還有一些年輕的白人大學生也是為了學費在打工;但他們都很開心,他們覺得生命本身就是享受,這種享受的歡悅是隨時隨地的,是在各種環境中都可以不中斷的。他們非常漂亮的禮帽,擺在冰箱上面,晚上11點干完活后,他們換上衣服就去跳舞,這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大多數在打工的中國學人都是一副虎落平川的樣子,憋著勁等待"證明"自己價值的日子。


      我所見到的美國人一般不認為生存形式代表著他的生命價值,而中國人常常把生活和生命等同。于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的抱怨,虎落平川遭犬欺的憤恨,滿塞了人的心,以至于心透不過氣來,靈也就醒不過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中國人大多認為"知禮節、知榮辱"這些屬于靈性、良知的事,是必須在飽食之后才要考慮的事,甚至認為這些是物質生活得以滿足后自然產生的,于是才會把煙塵與靈性分開,中國文學也在一定程度上先擱置了這些議題,但我認為靈性的感受與需求其實和吃喝一樣是人生存的基本元素,也是人的基本屬性。


      西方文化中人的生命和靈魂是平等的理念,這些餐館里打工的人,和沙灘上享受大自然的窮人,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樣的生活環境卻有著不同的心態和結果,觸動我重新思考藝術應當呈現的是什么。后來,我也接觸了信仰,了解了這種價值觀建立的基礎,當我對靈魂有了更深的認識之后,感受到靈魂是超越良心,超越宗教的,它不是可以暫時不談的奢侈品,而是作為一個人的存在之核,因此也理當是文學藝術的核。


      我對提倡的"靈性文學"有三條最基本的定義。第一,有"靈"活人的寫作。第二,反映"靈"活著的人的生活或視角。第三,"靈性文學"彰顯出來的是住在人里面的"靈"的屬性與光輝。作品應該超越自己,在自己的生命中挖井,挖出自己生命里的泉水。住在我們里面的靈,我們有可能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在混亂繁雜的情緒中,并不能清楚地感知它,但是,只有借著內心在感性與理性與靈性融合狀態中的安靜內省,感知這住在人里面的造物主的靈,并不斷在藝術中追求它的光芒,追求用文學藝術音樂各種途徑各種方式與技巧呈現這靈的屬性,只有當靈的光輝彰顯出來時,才是文學最大的意義。因為人和人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我們里面的靈是相同的,甚至也是與天地萬有相通的。只有把住在人里面,也有天地萬有中,并超越所有受造物的美善的靈彰顯出來,才能得到讀者、受眾最大的共鳴。


      我的靈性寫作過程首先是為了我自己靈性的蘇醒,文學寫作是我對自己挖掘的一種方式,是載我渡向彼岸的船。我的作品就是我挖的通道,一段段或是一條條,繼續或各自,向前向光延伸的進程不同。這些挖通或尚未挖通的通道被提供給讀者,誠實的寫作者與誠實的閱讀者相遇,就是一種靈魂的對話與同行,甚至是同工,一同來繼續挖掘這些通道。


      (三)


      靈在中國古文稱"善"、"福",而希臘哲學中說人都是追求"善"的只是"善"觀念有偏有正,追求真正的善也就是追求靈,這個靈在宇宙之中,也在人里面。在靈性空間中,自省、感悟天地,聆聽上帝之聲。領悟自己、領悟他人、也領悟自然;解讀創造的密碼,解讀人的密碼,也解讀彼此關系的密碼,解讀出天地間的大美至善。我在創作中有意識地追求向讀者提供這個"靈性空間"。


      靈性文學所追求的即不是晦澀幽暗的神秘,也不是佛家的"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靈性文學正是要給予閱讀者一雙靈性的眼睛,讓人看見繁瑣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讓人從扭曲、污損的生命中看見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見人原初當有的尊嚴與榮美。它不是出"世"的文字,而是在"世"的文字;但它是不受"世"所縛的文字,是可以成為"世"之翅的文字。真正有靈性的作品是寫人類的共性,而不是寫偏重神圣、極致的特性;是誠實、樸素的寫作,而不是虛玄、高深的囈語。


      我在靈性文學的創作中表達著人論與我對人的認識,我認為人并不是向往"高貴",而是向往"尊嚴"。但這個尊嚴被社會扭曲了,成了外在的,靠別人給予的。其實人喜歡權、喜歡錢,其動機并沒有錯,因為這個社會讓他認為權和錢是他得到尊嚴的必需品,可惜得到以后,他會發現還是沒有尊嚴。一個人渴望尊嚴本身證明了人的靈的存在,如果沒有靈魂,你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渴望尊嚴,人和動物還是有區別的,我不贊同在文學中完全以動物的本能來解讀和塑造人物,因為人不是高級動物。


      我在靈性文學的創作實踐中,努力探索抵達的是: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質、靈性空間的創作體驗、信望愛的文學的語言。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質具體表現就是我不再熱衷于為文學而文學,一切語言的技巧與審美都不再是我創作的終極目標,我重新認識到"文需載道"。塞萬提斯說,"筆是思想之舌。"奇斯特。菲爾德說,"文體是思想的外衣。"外衣故然要力求精美、時尚,舌之靈巧更可燦爛生花。然而,文學卻應避免無思想的巧舌、衣架上的時裝。沒有終極關懷,就缺少宇宙觀、神論、人論的參照對應,生存成為一種偶然,死亡只能是消無。當我們反復把玩、炫耀我們的文學衣櫥時,文學生命正日趨衰老、被抽空。我力求自己能看見、面對、正視、遠離這種"貧窮"。


      對照西方一些優秀的經典的著作,就會發現今天中國文學的作品更趨平面,而這個平面不是我們沒有想到,而是"起初不敢想,然后變成懶得想。"我們的精神層面、我們的文學思想越來越隨波逐流,這就是一種"輕浮"。我希望停下華麗舞步的雙腳,離開一種文學審美的輕浮慣性,誠實思考。重新學習走路,起初是難免笨拙,甚至跌爬的。然而,這可以讓我們脫離過于注重表述形式,"到語言為止"等主流、喧鬧的文學思潮,重新反思我們對"文以載道"的矯枉過正。


      我認為文學創作的體驗,有三個境界:一個是物質的境界,一個是精神的境界,一個是靈性的境界,我在創作中追求貫通這三個層面。在創作的語言上,我并不愿意有劃地為牢的語言規范和類型,不特別崇尚某種風格。圣經的語言可以成為靈性文學的語言典范,簡單的說,就是"豐富生動、言之有物"。圣經中的語言風格與類型是極豐富多采的,或華彩或樸素,或細膩平實或大開大闔,或邏輯嚴密層層遞進,或空靈自由奧秘神奇。我在博士階段中研究舊約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比較,就是希望越過西方的基督教文學語言和文體定式,進行一種讓兩個古老文學語言彼此進行化學反映的實驗。


      我對自己的文學語言的另一個期盼和希望是先知性的語言。先知性的語言基于靈性文學作者是有靈的活人,可以因著信仰,而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生活:進入生活的"里面"而非表象,站在生活的高處而非陷在波浪中。這樣就不是僅僅寫出讀者同樣感受到的,并能寫出來讀者原本沒有感受到,但是一看以后才被喚醒的那份知覺,那份對生命的感悟。


      總的來說,我追求的文學境界是有信、有望、有愛的。我的四部長篇最為明顯地呈現了我在文學創作中對靈性光輝的追求軌跡。《世家美眷》(原名《柔若無骨》)追求表達的是人的生存危機感,注重于肉體的各種需要,以及在這種本能驅動下的,對社會變遷的反映,和在命運中的選擇。《放逐伊甸》是精神境界各種思想與感情的變化,以及在終極關懷和原罪論的縱向光照中的其實。是一部在精神境界向靈性境界過渡的實踐作品。《紅墻白玉蘭》追求個體性的靈性光輝,而《叛教者》則是追求群體性的、社會性的靈性光輝。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的文學藝術創作已經與我個人生命的實踐、修煉融為一體,將是一場一生的追求,是一種痛并快樂著的幸福,也是一種自我認識的方式。


      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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