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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對談
     從《傷痕》到《傷魂》——旅美作家盧新華及其小說創作論
    來源:錢虹

      我和盧新華屬于同一代人:"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考入上海高校的首屆大學生。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稱謂:77級大學生。當時,盧新華和陳思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而我,則和有著"麗娃河作家群"美譽的趙麗宏、王小鷹、陳丹燕等,成了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同窗學友。最早知道盧新華的名字,是在1978年8月。那年上海的夏天奇熱無比,記得6月中旬的氣溫就飆升到了攝氏37、38度。坐在麗娃河畔的文史樓教室內根本無法上課。由于實在太熱了,幾天后,系里宣布:本學期只考一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其余課程皆挪到下學期再考。考完試,就早早放暑假回家了。到了8月中旬,由于打算申請免修下學期的"語言學概論",申請者要在開學前先進行該課程考試,考試通過就可免修,我就提前回到學校復習功課。那時已有部分同學陸續返校。有一天,一位同學手里拿了一張8月12日出版的《文匯報》,只見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著一篇名為《傷痕》的小說,作者: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盧新華。這樣特殊的規格在當時以致后來都是十分罕見的。記得后來也只有作為為"四五"天安門詩歌運動平反之先聲的宗福先的《于無聲處》,劇本在報刊上全文刊發過。這份罕見的報紙很快就在華東師大學生中傳閱開來,并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和熱烈的討論。于是,我知道了"盧新華"和他的小說《傷痕》。


      這篇今天看來文字技巧甚至顯得不無稚嫩的一篇小說,當時卻給人們以及中國文壇以極大的震撼。這種猶如高級別地震般的震撼力,是此后的中國文壇所難以想象和不可重復的。它通過一位自以為聽黨的話、立場堅定而與"叛徒"母親決裂的女知青王曉華在"文革"中的生活遭遇和命運捉弄,揭示了當時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問題",即如何認識和反思"文革"對于中國人的倫理觀念和道德秩序的破壞和殺傷力?它烙在中國人肉體上、精神上究竟是怎樣的一道道"傷痕"?這個問題,屬于哲學和社會學的命題與范疇,本不應該由文學家來解答。然而,"文革"剛結束就出現的"傷痕文學",其所承擔的恰恰是本應由哲學家與思想家來擔當的歷史使命。比如,人們需要找到控訴"文革"的突破口,《傷痕》恰恰就是這樣一個突破口和宣泄口。它的橫空出世,猶如開啟了億萬中國人內心深處的一扇扇緊緊封閉的情感閘門,于是,億萬中國人可以在一夜之間為一個女知青及其母親的生活遭遇及其命運而潸然淚下,并且很快將億萬人的淚水化為洶涌澎湃的浪潮,成了沖破思想禁區和精神桎梏的滾滾洪流。并且,它一掃"文革"時期"假大空"的虛假文風,為中國文學恢復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傳統立下了汗馬功勞。


      作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文壇新星,《傷痕》為年輕的盧新華贏得了許多人仰慕并求之不得的榮耀。他本可以按部就班、順理成章地走上"文而優則仕"的坦途,或是太太平平地繼續他的文學夢想,然而,天性不安分的他此后卻選擇了放棄公職、經商下海、而后自費出國留學,乃至為了生存蹬三輪、到賭場發牌。然而,在他的內心深處,卻從未放棄過文學的夢想和作為作家觀察生活、批判現實、反思社會,尤其是中國的社會現實的使命感。縱觀盧新華的作品,尤其是早期的《傷痕》,也包括20年后于1998年出版的《細節》、2004年出版的《紫禁女》、2009年發表的《財富如水》(注:2014年正式結集出版--筆者注)2013年出版的《傷魂》在內,無疑皆屬一部部"警世恒言"。他不屬于那種玩文學或追求唯美主義的作家。他提筆寫作,要么是社會現實中的某人某事的遭遇或異化(怪異、怪誕而世上大多數人又見怪不怪處之泰然)在其心中盤桓已久,揮之不去,非一吐而后快;要么就是針對社會現實問題而如骨梗喉,不能不一吐為快。他始終懷著作為一位正直而有良知的作家的使命感。


      如今,在中國大地彌漫著"娛樂至上""娛樂至死"風氣的當下,在一個時興炒作娛樂明星緋聞、以滿足某些大眾窺私欲望的如今,來談作家的使命感,似乎猶如前清遺老遺少般不合時宜,也有不少原本負有使命感的文人見怪不怪,習以為常,甚至向這樣的現實繳械投降,或者跟風倒戈了。然而,盧新華不然。他至今仍然是一名敢于在作品中針砭現實、批判社會不良風尚的戰士。不信,請看看他的近作《傷魂》(2013)。


      下面著重講一下盧新華的小說近作《傷魂》。


      《傷魂》通過一個名叫龔合國(恰與共和國同音)的"戰友",從軍隊到地方,幾十年來在官場、名利場摸爬滾打、投機鉆營,忽上忽下,最后成了精神病人的人生軌跡,反射出我們整個社會在經濟發展、物質豐富之余,民族精神和人的靈魂卻在墮落,陷入病態中的無情現實。讀《傷魂》,猶如讀一部20世紀末至21世紀的中國新"官場現形記"。它與近代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不無行為舉止和精神上某種天然的聯系。憂患與憂思貫穿在《傷魂》中。盧新華的觀察仍然是犀利的,思考是深入的,筆鋒是鞭辟入理的,遣詞造句是語帶機鋒的。


      《傷魂》出版時,距離《傷痕》的發表已經時隔35年。盡管經歷了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經濟高速發展帶來了物質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但我們的國體、國魂,不僅舊的傷痕尚未全部褪去,如今甚至連民族精神與人的靈魂又出現了大片新的傷痕。在盧新華看來,斂財、戀權、好色乃至物欲橫流,我們的家國今日已經變成與程朱理學截然相反的以"存人欲去天理"為特征的社會,"大道流失,權謀文化猖獗,人性泯滅,道德淪喪"的畸形現實正在閹割著中華民族的靈魂。因此,對"權、財、色"的貪婪和欲望,實在已經成了我們這個時代又一把殺人不見血的"他傷"與"自殘"的屠刀,正在不斷地向我們的個體、國體和中華民族尚未完全愈合的舊傷痕上,又劃下了一道道新的"傷痕"。為此,盧新華痛心疾首,他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的未來感到深深憂慮。有人將《傷魂》稱為"新傷痕文學"。我覺得,畢竟時代不同了,文學的內涵和外延也有了較大的改變,我更愿意稱之為"傷魂文學",21世紀中國的"傷魂文學"。


      最后,用幾句話來為我的這篇不完整的講稿做個小結:


      不張揚,不夸飾,卻從未停止過對人的命運和人生價值的思考;不圖名,不為利,卻對中國社會和現實存在懷著深深的憂慮與"喻世明言"的批判,這就是盧新華。從當年他寫《傷痕》到近作《傷魂》,他依然承擔著哲學家與社會學家的使命,"文以載道"的中國文學傳統,在他的身上和筆下,既是作家的神圣使命,也是赤子心的滾燙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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