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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對談
     從上海到美國--論葉周小說的時空印記和文化心理
    來源:劉 俊(南京大學文學院)

      葉周出生在中國(上海),成年后出國留學并留在美國生活,他的人生經歷跨越了太平洋兩岸,他的小說創作,則涵蓋了中、美兩地的人生形態。按照“新移民文學”的定義--“新移民文學”主要是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1978年)以后走出國門,在海外以漢語(中文、華文)進行創作的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學(1)--葉周屬于典型的“新移民文學”作家,而“新移民作家”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點--(1)在海外主要用漢語(中文、華文)進行寫作;(2)他們的作品所描寫的世界,都會與中國大陸的歷史、社會和現實發生某種或直接或間接的關聯;(3)這些“新移民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深度介入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作品主要在中國大陸發表、出版,作家常常在大陸獲獎(2)--也在葉周的身上有著突出的體現,在葉周的長篇小說《美國愛情》和《丁香公寓》中,我們發現,葉周雖然是在展示中國人的美國生活,可是中國經歷和中國背景,卻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在《丁香公寓》中,大陸經歷甚至還成了小說的“主體”,美國經驗反倒成了一種“頭尾呼應”的外在“框架”。


      當然,我們在這里說葉周帶有明顯的“新移民作家”特征,他和他的作品屬于典型的“新移民文學”,并不意味著葉周就被“新移民文學”或“新移民作家”的特點化約掉了而失去了“自我”,事實上,“新移民文學”或“新移民作家”是兩個包容性非常廣的概念,屬于這個概念集群中的每個作家,可以說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自我”特點。對于葉周的小說創作而言,我覺得他的“自我”特點,就是通過對新時期中國人從文革中走出 ,又從中國(上海)走向美國的人生軌跡的描畫,展示中國人在走出文革、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所帶有的時空印記和文化心理,并在這個展示過程中,融入自己獨特的思考。


      葉周出生在上海,對于上海,葉周有著許多既溫馨又不堪的記憶。幼年時的葉周由于父親是文化界干部,因此在八歲之前,生活可以說無憂無慮--盡管那時的政治環境已經“山雨欲來風滿樓”,然而對于一個孩子而言,日常生活后面的暗流他是不可能意識到的。生活中的巨大變故來自1966年開始的文革,這場要“觸及每個人的靈魂”的文化大革命,甫一發動就將葉周的父親逼上了絕路。從此,葉家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場慘痛的家庭變故以及背后的社會風暴,想必在葉周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不堪印記--這些印記(回憶),后來都在他的小說中一一以藝術化的方式得以重現。


      葉周的上海記憶,無論是溫馨還是不堪,都銘刻在他的心靈深處,并最終成為他文學創作的起點和源頭。《丁香公寓》雖然出版在《美國愛情》之后,可在某種程度上講,這恐怕是葉周更早醞釀的一部小說,畢竟,三十歲以前的上海生活和上海記憶,相對于葉周的美國生活而言,可能更加驚心動魄刻骨銘心--那是一種經歷了磨難、生死和浴火重生的成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葉周目睹了人間的各種溫馨和悲涼,也深切體會到了人性的溫暖和黑暗。如果說《美國愛情》是葉周向人們展示中國人的美國人生和情感遭遇并從中展示西方文化對走出國門的中國人的沖擊,那么《丁香公寓》則是葉周要對中國人在政治動蕩中的種種表現,予以深刻的揭示和人性的反思。從《美國愛情》和《丁香公寓》這兩部長篇小說的寫作順序上看,葉周是先寫美國后寫上海,可是要從小說所展示的時空印記上看,葉周小說的“運行軌跡”,其實是從上海到美國--在長篇小說中呈現二十世紀中國人的中國生活和美國遭遇,是葉周小說的基本主題和主要關切;在長篇小說中昭示對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思考,是葉周小說創作的根本動機和自覺追求,而這一切,均負載在從上海到美國的“運行軌跡”之中。


      《丁香公寓》共分三部,第一部“非常年代”,第二部“乍暖還寒”,第三部“電影夢幻”。小說以主人公郭子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經歷,展示了郭子以及他的同時代人所經歷的那段慘痛的文革經歷。在小說中,郭子與他的同學唐小璇、周大建和林獻彪都住在丁香公寓里--這是一幢“住進了許多高級干部、高級知識分子和愛國資本家”的高級公寓,這個高級公寓不但宛如社會的一個縮影,而且還極具代表性:因為在這個公寓中,不但居住著“高級干部、高級知識分子和愛國資本家”,也居住著“勞動人民”;公寓里不但有老金、郭子父母、外婆這樣善良民眾的身影,也有如林獻彪父親、鄰居女人這樣的小人出入。在一個政治大動蕩的時代洪流面前,每個人都要經歷嚴峻的考驗,并在這種考驗中呈現出自己人性的光輝或丑惡。《丁香公寓》中的郭子、唐小璇、周大建和林獻彪,被文革的政治波濤裹挾著漂向無法把握的未來,當1965年國慶煙花美麗的光影熄滅之后,殘酷的黑暗/現實就撲面而來,讓郭子們猝不及防!政治的動蕩,徹底改變了這些孩子的人生,他們從公寓中走出,在社會中成長,在目睹、經歷了文革的種種怪現狀之后,又回到公寓,然而物是人非,一切美好的過去都已消失,青春的成長不但付出了身體受損的代價(郭子的臉被小禿子扔過來的石頭砸破,留下疤痕;周大建被造反派打彎了背),更重要的是孩子們稚嫩的心靈受到摧殘。小說中的郭子在經歷了喪父、失戀等一些列挫折、打擊之后,他的眼里已不再有國慶璀璨的煙花,他的內心開始集聚仇恨和反抗--他不但在樓里對破壞他生日的貓進行了充滿快意的懲罰,釋放了自己的仇恨,而且還決定離開令人傷心的上海(《丁香公寓》),去遠方以擺脫上海(《丁香公寓》)的痛苦糾纏--“我希望自己像男子漢一樣慷慨遠行”。


      郭子的遠行一方面是他對現實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他成長的“時空印記”--在《丁香公寓》中,唐小璇、小禿子、李毛毛的爸爸,都有著這樣的“出走”經歷,雖然他們的“出走”,有的是形式所迫(郭子、唐小璇),有的是自主選擇(林獻彪、小禿子),但體現的其實是一種在“出走”中抗拒或躲避巨大政治壓力的集體(共同)心理,而這種心理的產生,正是文革那個時代在他們那一代人內心打上的共同烙印。


      文革時代賦予郭子們的烙印不光是對他們身體的損傷、心靈的摧殘、“出走”的推動,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對他們的人性進行了拷問。令人欣慰的是,郭子雖然目睹并遭遇過人性的黑暗,但他沒有讓自己成為這種黑暗的一部分,相反,他在殘酷的政治氛圍下,依然感受到了人性的溫暖--母親、外婆、周大建、老金、陳伯伯等人在高壓政治下的善良正直、愛心表現,使郭子在嚴酷的現實環境下,不但保有了人性的光輝,并且還將這種溫暖、積極的人性光輝推向了世界--他對李毛毛的關愛、他與袁京菁的愛情、他對林獻彪的寬容、他對唐小璇的諒解,都證明了殘酷環境并沒有泯滅郭子內心深處美好的人性,相反,經過文革的淬煉,他的人性美反而更加堅固強大--事實上在《丁香公寓》中,歷經人生磨難卻保有人性光輝的郭子同代人,遠不止郭子一人,唐小璇、袁京菁、周大建各有不同的文革磨難,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正直善良、樂于助人、滿懷希望、追求上進的基本品質,得以保留,人之為人的道德底線,尚未扭曲。葉周在《丁香公寓》中看上去是在寫一個公寓,但他實際上寫的是公寓(社會的縮影)中形形色色的人,寫的是一群在特殊境況(文革)下雖遭磨難,卻依然維護了人性的美好,做人的尊嚴的青年人!


      如果說葉周在《丁香公寓》中重在對郭子們的文革人生進行描摹,對他們的內心世界進行揭示,對他們的人性形態進行挖掘,呈現了中國人是如何經歷文革并走出文革的話,那么在《美國愛情》中,葉周則主要寫中國人到了美國之后的情感世界。在葉周的小說中,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寫人的“出走”--在《丁香公寓》中,他寫了郭子的出走、唐小璇的出走、小禿子的出走、唐小璇爸爸的出走、李毛毛爸爸的出走、甚至袁京菁在男友去世后沿著黃河行走其實也是一種“出走”,而郭子和唐小璇后來還遠走美國--這些“出走”有的不無被動,更多的卻是個人的自我選擇,“出走”對于他們來說,似乎是一種逃避,更多是一種反抗;其實是一種解放,也是一種對“新生”的渴望。


      在《美國愛情》中,“出走”似乎成了一種宿命:陶歌、李波、方小佳、恬恬(包括大老王、小丁、小何)都是從中國大陸“出走”到美國的新移民,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這些最早具有開放意識的青年人懷著“美國夢”來到北美大陸,開始他們新的人生。《美國愛情》除了“引子”也分三個部分:“再見李波”、“邂逅方小佳”、“遭遇恬恬”。在這部小說中,葉周選擇“愛情”這個角度,來表現這些“新移民”的美國人生,可以說是抓住了一個最能表現中國人走向世界時文化心理發生劇烈震蕩的關鍵視角。其實對于愛情的書寫,在葉周的小說中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在前面論及的《丁香公寓》中,我們已經發現郭子和唐小璇、袁京菁的愛情故事,是《丁香公寓》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線索,這個從童年一直延續到青年的愛情故事,是葉周表現文革殘酷的一個重要維度,對于小說中的郭子等青少年來說,愛情是他們認識和感受社會最重要的觸媒,文革時代一切的人生悲劇,都在愛情中得到了最充分最深刻的體現。


      一方面是寫“出走”,一方面是寫“愛情”,是“愛情”導致了“出走”,還是“出走”成全(毀滅)了愛情,這在葉周小說中,已成為一個人生之問--由是,“愛情”描寫與“出走”形態,也就構成了《美國愛情》和《丁香公寓》兩部小說的重要兩翼和基本特點。


      《美國愛情》中的陶歌原是上海一所高校的美術老師,在“出國潮席卷上海”、妻子李波的“動員”以及無法解決“房子問題”的逼迫下,他“終于同意出國”,自費去美國留學。在留學期間,為了謀生,他曾在街頭(漁人碼頭)給游客畫肖像為生。在生活稍稍安定之后,他將妻子李波從上海接到了美國,可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異文化時空下,陶歌和李波在觀念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陶歌努力學習英語,力圖在學業上更上層樓,以實現自己的藝術追求;而李波則將“美國夢”理解成“大把大把地掙錢”。不同的人生觀導致了陶歌和李波的婚姻危機,在不可調和的觀念沖突下,李波不辭而別,獨自“出走”--愛情悲劇和“出走”形態在《美國愛情》中不僅意味著陶歌等人從中國(上海)“出走”美國,更意味著李波(包括后來的恬恬)從美國環境下的婚姻關系中“出走”。如果說從中國(上海)“出走”美國是一代中國人希冀擺脫貧困、尋找夢想的話,那么到了美國后從婚姻關系中“出走”,則說明在美國這個異文化空間里,夢想期待的不同和文化心理的差異,對這些“出走”到美國的中國人而言,會造成多么巨大的震蕩!在這種震蕩面前,原有的感情基礎和婚姻關系,都將面臨著巨大的考驗。


      中國人到美國開始新的人生,遭遇挑戰可以說是必然的。早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們,就在美國遭受過巨大的文化沖擊和心靈震撼,無論是在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里,還是在於梨華的《考驗》中,我們都可以發現中國人在“出走”到美國之后所面臨的種種文化心理磨難,而這種文化心理磨難最典型也最具沖擊力的部分,常常就體現在感情婚姻層面。相對于聶華苓、於梨華較為側重表現中國人到美國之后與西方世界的“外在”碰撞,葉周筆下的中國人在到美國之后,更多的是中國人自己“內部“的文化心理沖突(西方文化通過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作用,內化為中國人的某種認識,然后在中國人內部形成觀念沖突和文化心理的差異)。在《美國愛情》中,陶歌與李波這對“上海夫妻”到了美國之后,最終因思想觀念的不同導致了文化心理的分野,陶歌雖然人到了美國,可是他的內心(文化觀念)還是一顆“中國心”--李波一再說他傲慢、清高,正表明陶歌身在美國卻沒有喪失自己身上的那種“中國文化氣質/特質”--輕物質享受,重精神追求,這與李波對“美國文化”的“物欲化金錢化”理解,自然會發生不可調和的文化“碰撞”,產生劇烈的沖突和矛盾,而正是這種“碰撞”、沖突和矛盾,最終導致了他們的“上海婚姻”在“美國”的破裂。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聶華苓、於梨華在表現中國人面對美國文化所造成的震撼時,力圖表明的是中國人在美國文化面前的不適應感和受壓迫感,到了二十一世紀,葉周在他的小說中所表現的中國人在美國的現實(文化)處境,則希冀告訴人們中國人在美國如果一味追求金錢和物質,最終會落得身敗名裂、家破子離的下場。西方文化對中國人所造成的“外在”壓迫和中國人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不適應感,并沒有成為葉周要表現的主要內容,葉周在書寫中國人的“美國愛情”的時候,他更多的是要呈現中國人在異文化時空下自己“內部”的文化心理樣態。《美國愛情》中的陶歌,雖然在與李波愛情破滅婚姻解體后,又與方小佳、恬恬有了愛情故事,但無論是與方小佳還是與恬恬,其實都是陶歌與李波愛情婚姻關系的延伸結果,在與方小佳和恬恬的愛情故事中,李波都是一個巨大的陰影參與其間,如影隨形,因此《美國愛情》雖然有三個“愛情故事”,但說到底其實是陶歌與李波“愛情故事”的擴張、衍生和變形,方小佳和恬恬,從某種程度上講,可以視為是李波的反襯、對應和鏡子。由是,《愛情故事》中陶歌的三段“愛情”,也就成了陶歌與李波的“上海愛情”發展成為“美國愛情”的“行走軌跡”--只不過,這種發展隨著時空轉換,帶來了婚姻破裂(陶歌和李波)和愛情的多向度(陶歌從李波走向方小佳,又從方小佳走向恬恬),而陶歌和李波則從文化心理相近(都愛藝術)的一對愛人,變成了文化心理相異(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的分叉、沖突、裂變)的路人。


      葉周在北美“新移民作家”中不算是個很高產的作家,但就他的兩部長篇小說而言,他的作品已將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時空印記和文化心理,進行了頗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揭示。《丁香公寓》中的郭子們,以一代人的青春成長,刻印出文革時代的政治殘酷和人性面向,郭子們的“行走”路線(外在的地理“行走”和內在的精神“行走”),顯示了那個時代的時空特征和人性面貌;《美國愛情》中的陶歌們,則以中國人的美國經驗,昭示出中國人“出走”到異時空環境下所面對的觀念沖擊和內部分化,如何對中國人(陶歌們)的“美國愛情”(其實也是美國人生)造成了巨大的震蕩,而在這種震蕩中所體現出的文化心理對撞,是多么的觸目驚心!令人震撼!


      葉周的《丁香公寓》和《美國愛情》,就空間而言,從上海到美國;就時間而言,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可以說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后半期的時空印記和文化心理,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具特色的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講,葉周以他的小說創作,為我們描畫了一條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后半期時空“行走”和內心/心理“變化”的歷史軌跡!


    注解

    (1)劉俊:《跨區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學》,《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3月24日。


    (2)同上。


    文中所引作品內容,均出自《美國愛情》(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和《丁香公寓》(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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