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詳情
為第二套《火鳳凰新批評文叢》而作
作者：陳思和
去年，北岳出版社總編輯續小強先生來上海找我，希望我為出版社策劃兩套書，一套是賈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評家文叢。對于前一套書我頗感興奮，先生去世已經五年，再過兩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北岳出版社作為先生的家鄉出版社，能夠作此善舉，是我極為高興的事情。后一套書卻讓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強先生希望我用“火鳳凰新批評文叢”的名義來編這套書。“火鳳凰”是我當年策劃一系列人文批評叢書的品牌，但時過境遷，當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評文叢”已經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強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還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經在出版界發生過影響的一套叢書，希望能夠接著這個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勵今天的青年文學批評家。我覺得我沒有理由謝絕他的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這一套青年批評家的叢書。
我為此又特意翻閱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題詞和任意先生設計的徽標以外，還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寫的序言。序言里有這么一段話：據云，他們編輯《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學批評的“綠洲”；一曰“文壇空氣普遍沉悶的狀況下”，弘揚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徐先生是我的老師，他這里所指的“他們”，就是我和王曉明兩個策劃者，這里所說的“宗旨”，肯定也是我們當時討論的話題。但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在哪篇文章里寫過這樣的話。我原先記憶里似乎為這套文叢寫過一個卷頭語，但現在翻閱一遍也沒有找到，也許是我曾經寫了，后來沒有用上，只是給徐先生寫序時作了參考。所以，徐先生文章里打了引號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論為我們當時籌辦火鳳凰學術著作出版基金、策劃多種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現在已經二十年過去了，我們整個文化工作在經濟上是闊氣多了，高校系統撥了大量的經費資助學術著作出版，各種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學術著作的出版補貼。所以現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師要出一本書并不困難，但真正的困難還是存在的，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當前一本文藝批評的著作能否產生它應有的社會影響和學術影響？這個問題直接影響到青年批評家的專業思想以及價值觀。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藝批評是顯學，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藝批評承擔了很重要的社會功能。當時整個文學藝術正在逐漸擺脫政治體制制約，開始了自覺、自主、自在的審美階段。所謂“自覺”，是指文學藝術審美價值的內在自覺，“自主”是指創作主體獨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學藝術作品在文化市場上接受檢驗、尋求合理生存的社會效應。這是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創作的重要轉變，對后來的文學藝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時人們在主觀上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而轉變中的文藝創作需要理論支撐才能顯現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論熱潮正是適應這樣的文化形勢的需要而蓬勃開展起來，一批年輕人懂外語，面向世界，如饑似渴地學習、引進西方各種理論思潮，消解原來一元化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戒律，與文藝創作互相呼應，對實驗性、探索性、先鋒性的文藝創作給以創造性的解讀。記得我當時在《上海文學》雜志上發表過一篇談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演變的文章，從“五四”前后一直談到當下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融匯的可能性。那時我讀書并不多，論述也有點勉強，學術性是談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間引起過激烈反響。有個朋友說，那不是你的文章寫得好，而是他們（指作家們）需要你這樣的說法。我以為這個朋友說得對，文學批評理論就是要在時代、文化發生轉變的時候，及時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通過解讀某些創作現象來闡釋事物發展的規律。這樣的批評才會引起社會的關注，1980年代劉再復先生的一本《性格組合論》可以成為暢銷書，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這樣一種文藝創作發展的需要，使文學批評的主體力量從作家協會系統逐漸地轉移到高校學院，一批研究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的大學教師逐漸取代了原來作協的文藝官員、核心報刊的主編。本來文藝批評應該有更大氣象產生，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隨著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氣和經濟大潮的沖擊，學院里從事批評的青年教師們遭遇到雙重壓力。當時真正的壓力還不是在主觀上，因為學院批評與政治權力保持相對距離，在主觀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間，但是客觀上卻遭遇了市場的挑戰。出版業的蕭條和倒退，迫使原先構建的批評家工作平臺紛紛倒閉或者轉向，出版人仿佛在驚濤駭浪里行舟，隨時都有翻船的恐懼。不賺錢的學術著作，尤其是文藝批評論文集，自然無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學術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轉換為社會財富，必然會影響主體熱情的高揚和自覺，導致專業價值的懷疑。那時候高校考評體制還是傳統學術型的標準，青年教師如果不能順利出版著述，對其職稱評定、福利待遇以及社會評價都受到影響。我在1993年策劃《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之上，所謂逆風行駛。我當時就想試試，到底是讀者真的不歡迎文藝批評，還是出版社被市場經濟大潮嚇慌了手腳而不肯作為？我與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們一起分擔了這個實驗，實踐下來的結果是好的，書雖然有了一些經費補貼出版社不至于虧損，但是銷售和宣傳的結果，反而有所盈利，《文叢》最后幾本的出版已經不需要資助了。我比較看重的是這套叢書里幾位青年批評家的著作，如郜元寶、張新穎、王彬彬、羅崗、薛毅等幾位青年才俊的論文集，如果說，這套叢書多少為作為全國批評重鎮的上海批評隊伍建設做過一點貢獻，也就是不失時機地穩定了這批青年評論家的專業自信。后來幾年里我又策劃了《逼近世紀末批評文叢》（山東友誼出版社），繼續做了這樣的工作。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套叢書的意義還是超出了我當時的期望，不僅僅是對幾位青年朋友產生影響，也不僅僅是對上海地區的文學批評產生影響。續小強先生在二十年之后還想借重這個出版品牌來推動青年批評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證明之一。不過如我前面所說，現在青年批評家面臨的問題，與當年的問題并不相同，批評的處境也不同。現在，關于要加強文藝批評的主流聲音一直不斷，大媒體報刊也相應地設立批評專頁的版面，稿費據說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統申請出版批評文集的經費也不特別困難。那么，今天的困難在哪里？我個人以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編輯“火鳳凰”的兩個宗旨中的一個：批評家作為知識分子獨立主體的缺失，看不到文藝創作與生活真實之間的深刻關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學院派知識結構的偏狹，一方面是學院熏陶的知識者的傲慢，學院批評無法突破知識與立場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實生活深處，去把握生活變化的內在規律，而是把時間精力都耗費在轟轟烈烈的開大會、發文章、搞活動、做項目等等，盡是表面的錦團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徹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實，批評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寬容溫厚的心胸，敏感細膩的感覺，以及堅定不妥協的人文立場，才能發現尚處于萌芽狀態的新生藝術力量，與他們患難與共地去推動發展文學藝術。在我看來，今天我們面臨文化生活、審美觀念、文學趨勢之激劇變化，一點也不亞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場革命性的轉型，但是現在，文藝探索與理論批評卻是分裂的，探索不知為何探索，批評也不知為何批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藝批評怎么能夠產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贊同續小強先生繼續編輯出版《火鳳凰新批評文叢》，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幾本批評文集，更不在乎多評幾個職稱，而是要培養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蕩于文字，充滿活力而少混跡名利場的新銳批評家。
這是我的愿望。寫出來與青年批評家們共勉。
我為此又特意翻閱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題詞和任意先生設計的徽標以外，還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寫的序言。序言里有這么一段話：據云，他們編輯《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學批評的“綠洲”；一曰“文壇空氣普遍沉悶的狀況下”，弘揚當代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徐先生是我的老師，他這里所指的“他們”，就是我和王曉明兩個策劃者，這里所說的“宗旨”，肯定也是我們當時討論的話題。但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在哪篇文章里寫過這樣的話。我原先記憶里似乎為這套文叢寫過一個卷頭語，但現在翻閱一遍也沒有找到，也許是我曾經寫了，后來沒有用上，只是給徐先生寫序時作了參考。所以，徐先生文章里打了引號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論為我們當時籌辦火鳳凰學術著作出版基金、策劃多種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現在已經二十年過去了，我們整個文化工作在經濟上是闊氣多了，高校系統撥了大量的經費資助學術著作出版，各種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學術著作的出版補貼。所以現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師要出一本書并不困難，但真正的困難還是存在的，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當前一本文藝批評的著作能否產生它應有的社會影響和學術影響？這個問題直接影響到青年批評家的專業思想以及價值觀。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藝批評是顯學，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藝批評承擔了很重要的社會功能。當時整個文學藝術正在逐漸擺脫政治體制制約，開始了自覺、自主、自在的審美階段。所謂“自覺”，是指文學藝術審美價值的內在自覺，“自主”是指創作主體獨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學藝術作品在文化市場上接受檢驗、尋求合理生存的社會效應。這是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創作的重要轉變，對后來的文學藝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時人們在主觀上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而轉變中的文藝創作需要理論支撐才能顯現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論熱潮正是適應這樣的文化形勢的需要而蓬勃開展起來，一批年輕人懂外語，面向世界，如饑似渴地學習、引進西方各種理論思潮，消解原來一元化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戒律，與文藝創作互相呼應，對實驗性、探索性、先鋒性的文藝創作給以創造性的解讀。記得我當時在《上海文學》雜志上發表過一篇談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演變的文章，從“五四”前后一直談到當下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相融匯的可能性。那時我讀書并不多，論述也有點勉強，學術性是談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間引起過激烈反響。有個朋友說，那不是你的文章寫得好，而是他們（指作家們）需要你這樣的說法。我以為這個朋友說得對，文學批評理論就是要在時代、文化發生轉變的時候，及時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通過解讀某些創作現象來闡釋事物發展的規律。這樣的批評才會引起社會的關注，1980年代劉再復先生的一本《性格組合論》可以成為暢銷書，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這樣一種文藝創作發展的需要，使文學批評的主體力量從作家協會系統逐漸地轉移到高校學院，一批研究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的大學教師逐漸取代了原來作協的文藝官員、核心報刊的主編。本來文藝批評應該有更大氣象產生，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隨著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氣和經濟大潮的沖擊，學院里從事批評的青年教師們遭遇到雙重壓力。當時真正的壓力還不是在主觀上，因為學院批評與政治權力保持相對距離，在主觀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間，但是客觀上卻遭遇了市場的挑戰。出版業的蕭條和倒退，迫使原先構建的批評家工作平臺紛紛倒閉或者轉向，出版人仿佛在驚濤駭浪里行舟，隨時都有翻船的恐懼。不賺錢的學術著作，尤其是文藝批評論文集，自然無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學術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轉換為社會財富，必然會影響主體熱情的高揚和自覺，導致專業價值的懷疑。那時候高校考評體制還是傳統學術型的標準，青年教師如果不能順利出版著述，對其職稱評定、福利待遇以及社會評價都受到影響。我在1993年策劃《火鳳凰新批評文叢》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之上，所謂逆風行駛。我當時就想試試，到底是讀者真的不歡迎文藝批評，還是出版社被市場經濟大潮嚇慌了手腳而不肯作為？我與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們一起分擔了這個實驗，實踐下來的結果是好的，書雖然有了一些經費補貼出版社不至于虧損，但是銷售和宣傳的結果，反而有所盈利，《文叢》最后幾本的出版已經不需要資助了。我比較看重的是這套叢書里幾位青年批評家的著作，如郜元寶、張新穎、王彬彬、羅崗、薛毅等幾位青年才俊的論文集，如果說，這套叢書多少為作為全國批評重鎮的上海批評隊伍建設做過一點貢獻，也就是不失時機地穩定了這批青年評論家的專業自信。后來幾年里我又策劃了《逼近世紀末批評文叢》（山東友誼出版社），繼續做了這樣的工作。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套叢書的意義還是超出了我當時的期望，不僅僅是對幾位青年朋友產生影響，也不僅僅是對上海地區的文學批評產生影響。續小強先生在二十年之后還想借重這個出版品牌來推動青年批評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證明之一。不過如我前面所說，現在青年批評家面臨的問題，與當年的問題并不相同，批評的處境也不同。現在，關于要加強文藝批評的主流聲音一直不斷，大媒體報刊也相應地設立批評專頁的版面，稿費據說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統申請出版批評文集的經費也不特別困難。那么，今天的困難在哪里？我個人以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編輯“火鳳凰”的兩個宗旨中的一個：批評家作為知識分子獨立主體的缺失，看不到文藝創作與生活真實之間的深刻關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學院派知識結構的偏狹，一方面是學院熏陶的知識者的傲慢，學院批評無法突破知識與立場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實生活深處，去把握生活變化的內在規律，而是把時間精力都耗費在轟轟烈烈的開大會、發文章、搞活動、做項目等等，盡是表面的錦團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徹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實，批評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寬容溫厚的心胸，敏感細膩的感覺，以及堅定不妥協的人文立場，才能發現尚處于萌芽狀態的新生藝術力量，與他們患難與共地去推動發展文學藝術。在我看來，今天我們面臨文化生活、審美觀念、文學趨勢之激劇變化，一點也不亞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場革命性的轉型，但是現在，文藝探索與理論批評卻是分裂的，探索不知為何探索，批評也不知為何批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藝批評怎么能夠產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贊同續小強先生繼續編輯出版《火鳳凰新批評文叢》，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幾本批評文集，更不在乎多評幾個職稱，而是要培養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蕩于文字，充滿活力而少混跡名利場的新銳批評家。
這是我的愿望。寫出來與青年批評家們共勉。
第二套火鳳凰新批評文叢
批評的準備
若將飛而未翔
‘80后’寫作與中國夢
同時代的見證